症状：药械费用和检查费用难以承受诊断：以药养医等现存体制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实施临床路径的压力解放军304医院侯树勋委员指出，很多国家的医疗收费中技术服务、药品药械、医院管理各占1/3，可我国的技术服务比例过低，只有3％～5％，医院不得已只好依靠药械、检查收费维持自身发展。殷大奎委员认为，不仅国家对医院投入不足，而且医院还常常要承担政策性亏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陈仲强委员也认为，医疗费用的上涨从长远看是不可避免的。另外，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在发生医疗纠纷时由医院提供证据，在目前医疗纠纷增加的背景下，医生在治疗的同时不得不想到要保留诊治证据，无形中增加了诊断项目，提高了诊疗费用。
而目前要求实施的临床路径则与此类似，在最大限度降低临床诊治个体化误差的同时，诊疗费用也不可避免地要上涨。
处方一：加大投入，理顺体制殷大奎委员说，几年前我国就有研究证实，在卫生领域每投入1元钱，就能带来6.4元的效益，而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范围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卫生领域的投入产出比为1∶6，同样印证了这一点。政府应该把保障人民健康提高到保障基本人权的高度，切实增加对卫生的投入。
郑州大学二附院杨利霞委员也表示，应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提高医务人员福利待遇，切断医生收入与医疗收费之间的关系。
处方二：国有医院应承担社会责任浙江省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代表认为，国有医院是国家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有效利用有限卫生资源的主要载体，是保障欠发达地区、低收入人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可及性的重要工具。目前，国有医院的发展确实遇到很多困惑和困难，但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首先，要在切实解决百姓基本医疗保障、弱势群体看不起病、维护医疗秩序等方面做出努力。其次，应积极参与社区（包括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第三，承担为农村、山区、海岛、边穷不发达地区培养更多高素质卫生技术人员的任务。
处方三：建立平价医院山东鲁南制药集团公司董事长赵志全代表提出，可以借鉴“平价药店”的做法建立“平价医院”，平抑医疗市场的虚高价格。
湖南已有平价医院叫板医疗市场，上海一家民营医院与当地首家经济药房达成合作意向，医院关闭现有药房，病人从经济药房取药，虽然药品收入下降了30％，但门诊量翻了一番，医院总收入不降反升。
平价医院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各种名目繁多的“检查”，并降低检查费用，同时实行“医药分家”，切断医生和药商的利益链条。医院也可以直接从厂家采购药品，并签订长期协议，以最优惠的价格进药，逐步将药价中的水分挤出来。
症状：医疗保险远未达到“广覆盖”
诊断：医保体系不适应现阶段的城市医保需求天津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祁吉委员认为，目前的医保系统既不能覆盖城市低收入群体，如民工及流动人口，又不适合城市的中、高收入群体的需求。
浙江省华东医药集团公司董事长李邦良代表指出，由于城市的个体劳动者没有医疗保障，经济陷入困境而无法缴纳职工社会医疗保险费的企业劳保医疗制度名存实亡；大量贫困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打工，他们往往无力支付疾病、工伤所需的救治费用而放弃治疗，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屡见不鲜。
处方一：医保体制应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祁吉委员指出，可以考虑将现行医保体制分解为“初级保险”与“
标准保险“系统。其中，”初级保险“系统投保的费用较低，为低收入群体提供较基本的医疗保障，对于民工及流动人口还可实行更灵活的保险措施。由于这部分医疗业务工作通常不需要高级的技术与设备，因此多数可在中、基层医院完成，也可以部分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的问题。而“标准保险”则可以保持目前实施的投保费用与保险范围。
另外，无论哪种保险业务，都应该改变目前很多医疗项目需事先审批的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极不方便投保人的就医、延误医疗措施，而且也会造成患者的隐性开支大幅度增加。祁吉委员还特别提出，应允许医院对非医保医疗业务放开服务项目，使经济条件好的患者可以在医保体制外选择更多形式的医疗保障，同时也给商业保险公司更积极地进入这部分业务领域拓展了空间，使医保体系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这样医院也可以从中获得发展，并将新的技术、成果甚至是部分收益，回馈给“初级保险”人群。
处方二：加快建立社会医疗救助体系李邦良代表建议尽快建立社会弱势群体的综合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对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尽快设立社会医疗救助基金，由政府专项拨款，卫生部门负责监督使用，基金同时吸纳部分社会福利彩票发行收入和社会慈善机构、团体及个人的捐款，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医疗救助。建立社会弱势群体医疗救助制度，对城镇下岗职工、城乡低保人群和特困残疾人群中的重大危急病患者实施医疗救助。救助对象在政府指定的医院治疗时，享受免费基本医疗服务。建立慈善医院和社会慈善救助机构。由政府发动，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共同筹资，建立慈善医院，或在现有医院建立慈善窗口，让社会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
症状：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社区医院门可罗雀诊断：医疗需求的趋高性殷大奎委员表示，医疗需求不像住房、吃穿这种一般消费可以量力而行，医疗需求的趋高性决定了一旦生病，穷人哪怕是借钱也要去大医院找好医生看病，而医疗技术的不可复制性决定了优良的医疗技术服务总是稀缺资源。事实上，即便在医学技术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医院也分三六九等，住院、手术、影像学检查都是需要预约排队的，甚至还要等待很长时间。
处方：合理配置技术资源殷大奎委员提议，有限的医疗资源应充分利用，特别是人力资源尤应如此，这就涉及如何看待“飞行医生”的问题。应该承认“飞行医生”至少为患者和家属省去了来回奔波的路费和辛苦，同时也为当地带去了急需的技术。因此对于“飞行医生”宜疏不宜堵，重在规范。
中日友好医院李佩文委员表示，可以效仿当年“626”医疗队的形式，组织城市大医院已退休但仍愿意发挥余热的资深医生，前往缺医少药的农村基层送技术、送服务。坚持自愿为原则，主要目标是西部中小城市的基层医院，以诊治疑难病、开设学习班为主，申请国家拨出专项经费给予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