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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征集]中国医学百年(事件篇)

当代医学因为经历所以熟悉。
古代医学因为距离所以欣赏。
最令人尴尬的是近现代的医学,因为过去所以生疏;因为接近所以忽略,然而这是对我们影响最深切的一幕,也是预测将来最坚实的基点。
中国近现代的医学大约百余年,在社会深刻变动的斑驳背景下显得有些隐约,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昨天的故事!在此希望大家能够把中国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医学、医院、医学院、医学人物等等的故事与图片展现在这层楼之上。可以算作温故迎新。
请大家在本帖中集中论述中国近代的医学大事记。
     对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回忆(节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 邹承鲁


  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年头。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的声浪中,我把自己对酶的兴趣暂且放在一边,参加了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牛胰岛素的人工全合成工作。选择胰岛素作为当时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对象是有道理的,不仅仅因为胰岛素只有51个氨基酸,分子小,还因为它是当时唯一已知一级序列的蛋白质。其一级序列的测定工作刚刚由英国的F.Sanger完成不久,为此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现在常用的固相合成方法则是美国的Merrifleld在1963年首创的,并使他获得诺贝尔奖。可是在四十年前,蛋白质的合成,哪怕只是胰岛素这样一个小蛋白,都是件令人生畏的事。世界上首例多肽合成,是duVigneaud在1953年合成的一个八肽,催产素。这项工作使他获得了195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到1958年,人工合成的最长的肽段是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一个片段。更为困难的是,当时我国还没有多肽合成的经验,除了谷氨酸钠(味精)之外,我国甚至没有制造过任何氨基酸。实际上,这一项目确实也耗资巨大,如一位执异议者后来所言,所用去的化学溶剂之多,足以灌满一个游泳池。

      A链和B链的组合
  胰岛素是由两对二硫键联结的两条肽链组成的。除链间二硫键外,在A链上还有一对链内二硫键。因此,在工作初期,曾考虑了三种合成方案以供选择。其中最为现实可行的方案是分别合成A链和B链,然后通过巯基的氧化使两条链正确组合。当时我的任务是摸索胰岛素分子先经过还原、分离纯化之后的A链和B链是否能通过氧化重新组合形成天然的胰岛素分子。这一问题是胰岛素人工全合成成功的关键。而我有幸能和几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一起工作。他们之中包括杜雨苍、许根俊、鲁子贤和张友尚等,现在他们都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了。
  我们开始查阅文献时发现我们的前景并不乐观,国外许多人都曾尝试过把还原的胰岛素肽链重新组合,以期获得一定产率的天然胰岛素,而这些探索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甚至有人报道说,对于部分还原的胰岛素而言,氧化会导致活力的进一步降低。当时除了像催产素这样的小肽以外,还没有一个含二硫键的蛋白能在还原后通过氧化而成功地再生。等到使Anfinsen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即氧化被还原的核糖核酸酶肽链能得到活力恢复发表时,我们都已经由还原的胰岛素肽链得到相当产率的胰岛素了。Anfinsen的工作要容易得多,因为核糖核酸酶只有一条肽链;而胰岛素则是由两条肽链组成的,而两条肽链可以以任何比例组合,这就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那时没有被洋人的失败吓倒,反而迎难而上,着手分离A链和B链,然后试图使它们正确组合以形成天然的胰岛素。当年我才三十多岁,却是小组中最年长也是顾虑最多的人,而我那些年轻的同事们则不像我那样担心别人的失败,他们都有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头。为了氧化被还原的肽段,我们历经艰辛,最终发现了不使用氧化剂而使氧化反应在低温下由空气缓慢完成的方法。这使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鼓舞人心的结果,获得10%的活力恢复!由于肽链能以不同比例组合,巯基间形成二硫键的可能性是数不胜数的,在理论上应该说是无穷的。因此我们所得的10%的产率大大超过了巯基间随机配对可能得到的产率。我们的结果暗示着胰岛素的天然结构是其所有可能结构中最稳定的一个。
  我们所得到的粗产物经进一步纯化和结晶,终于得到和天然胰岛素具有相同活力和晶型的晶体,胰蛋白酶水解物双向纸层析和电泳的结果进一步证实氧化后所得的胰岛素与天然胰岛素完全相同,上述这些重要的结果我们在1959年的秋天就得到了,但我们知道德国和英国的研究小组也在进行胰岛素合成的研究,很自然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结果保密。同时由于“大跃进”的缘故,中国所有的学术刊物都被迫停刊,包括当时国内唯一用西文出版的刊物《中国科学》。再说,那个时代当然是不可能在国外发表论文的。直到1960年Dixon和Wardlaw在《NATURE》上发表论文,报道氧化被还原的肽链得到1—2%的胰岛素之后,我们才决定在《中国科学》发表我们的结果,第一篇论文发表在1961年10月《中国科学》恢复出版后的第一期上。同时我们一直在摸索进一步提高产率的条件。不久,我们把产率提高到了30%~50%!
  这些研究为胰岛素的最终全合成扫清了道路。胰岛素的合成是由三个单位协作完成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由钮经义和龚岳亭领导的小组负责B链的合成;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由汪猷领导的小组以及北京大学由邢其毅领导的小组共同负责A链的合成,两条链都是通过传统的片段缩合法合成的;我的小组负责两条肽链的组合。
  尽管当时已有了一些保护基团和去除这些基团的方法,但每种蛋白都有其独特的性质,具体问题需具体对待,因此肽链的合成远非是一种成熟的常规的技术,对活泼的侧链基团而言,必须小心地保护它们以防它们参与肽链的延伸反应而形成分叉的肽链。但在必要时,却又要去掉这些保护基团,才能成功地合成所需的胰岛素肽链。

      A链和B链的合成
   B链的合成以及由人工合成的B链与天然的A链构建成胰岛素首先获得成功,其结果在1964年发表。而A链的合成却遇到些麻烦,因此龚岳亭加入到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小组中帮助解决问题。
  当我们通过小鼠惊厥实验证明纯化的人工合成胰岛素确实具有和天然胰岛素相同的活性时,那一刻真是令人终身难忘。这个最后进行的实验是在1965年的一个清晨进行的。只有与这个实验直接有关的人员才允许观察小鼠经受第一个人工合成蛋白质处理的反应,而其他关注此事的人只能在另一间屋子里焦急地等待。当注射了合成胰岛素的小鼠惊厥实验宣布成功时,那实在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余波
   “文戈”初期,诺贝尔奖获得者Kendrew爵士来中国访问,他告诉我们,胰岛素人工合成的消息在英国电视的“黄金时间”中播出,上百万人观看了这条新闻。无疑,这是最为英国人所知的中国科学成就。1966年底,A.Tiselius访问了中国,他说:“你们能从书上学到原子弹的知识,但学不到人工合成胰岛素。”
  由A链和B链能成功地组合成胰岛素,并得到相当可观的产率,后来被国外其他从事胰岛素合成的实验室所证实,并应用到七十年代末由重组DNA技术得到的A链和B链组合成完整的胰岛素分子的工业生产,所采用的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方法。虽然胰岛素合成成功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我今天仍想强调,在合成的最后一步,在含有大量其他的因错误连接而产生的非胰岛素肽链的复杂混合物中,A链和B链能彼此识别并通过二硫键正确相连而组合成天然胰岛素分子,说明这两条肽链具有相互识别而正确配对的能力和专一性。可惜的是,在胰岛素合成完成二十年后,我们才得以进行这个对蛋白质折叠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的实验证明。

     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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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晚清时期我国的中医药教育
> 2005年3月31日 华夏医药健康网
近代中医教育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晚清时期,从清同治元年(1862年)京师开设同文馆、太医院教习厅复设医学馆,至光绪末年各地出现的中医社团组织,为官办医学教育延续及民办中医教育之兴起。

第二阶段北洋政府时期,从民国二年(1913年)神州医药总会晋京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医医药专门学校,l92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请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医学教育规程案,为我国中医界申请办学立案成功开始。

第三阶段民国时期,从1929年至1949年,那是我国中医界在艰难困苦的历程中坚持学校教育、兴办发展学校教育,闯出了一条教育自立的道路,成为中医近代史光辉篇章之一。

近代中医教育,当然还包括传统的以师带徒教育,其与中医院校教育并存互为补充发展,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仍占居一定位置。

光绪24年(1898年)期间,设立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变法失败,一切“新政”均被推翻,独京师大学堂获得保存,及至光绪28年(1902年)春张百熙拟《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专门分科课目中,医术列于第七,下分医学及药学两目。

京师大学堂为适合医学专门教育需要,旋于1903年规画一医学馆。

光绪33年(1907年)将京师医学馆改为京师医学专门学堂,中西学科肄业,各以深造有得,切于实用为宗旨,其应如何补习普通偏设课程,酌定年限,由学部遴员详议。但由于当时我国无论是中医教育或西医教育,都缺乏办学经验,学部无法具体厘定各门科目教学规程,遂将京师医学专门学堂学生全部送***学习,朝廷官办中医教育至此暂停。

我国近代史上民间最早出现的中医办学机构,是浙江省瑞安县利济医学堂。利济医学堂创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主办人陈虬,字志三,号蛰庐,乐清人,1885年集同志建院于浙江温州府瑞安城东,实欲借学堂为造就人材之地(Lin Qianliang Earl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hools in Moder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1980,10(2):90.林乾良:我国近代早期的中医学校,中华远史杂志,1980,10(2):90)。

1912年医学求益社改名医学卫生社,宗旨更加明确;“联络医界团体,振兴医务教育”。(Teaching Materials of Guangdong Medicine and Beneficence Association Guangzhou Shigi Puhuaiyi Guandong Yamian Edition,1914.广州医学求益社卷,广州十七甫怀驿关东雅面印本,1914),1917年该社衍生“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1918年原求益社同人又创办“广东医学实习馆”,直至1924年,全部归并入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由此可见,近代中医院校实际上诞生于中医药社团组织,而中医药社团组织为谋求自身集团利益又必须创办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培养一批能为该集团利益服务的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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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的西医学校“北洋医学馆”被发现
河北医科大学在收集整理校史资料时,发现了我国最早的西医学校“北洋医学馆”。这所学校地址位于今天津市大沽北路口腔医院内,是1881年12月15日由当时的施医养病院(又称总督医院)开办的“医学馆”,专门培养西医人才。据史料记载,1879年2月,英国伦敦传教医师马根济(约翰·肯尼思·麦肯齐)来津接办英国早期创办的基督教会医院。因医院条件差,马根济曾呈文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恳请改善医院条件,同年8月,适逢李妻莫氏患半身不遂,经中医治疗无效,后经马根济用西医治疗,月余痊愈。李对西医学产生了极大兴趣,先在天津大王庙修建医院,后又迁至紫竹林后海大道,在原基督教伦敦会医院基础上,扩建新医院,共募捐六千两,李自捐四千两,作为建院资金。据出土的《纪念施医养病院》碑文记载:该院于光绪已卯年(1879年)动工兴建,至光绪庚辰年(1880年)新医院落成,称施医养病院,又称总督医院。
1881年12月15日,医院又开办了“医学馆”,第一届学生招收了从美国留学回国的林联辉等8名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西医高等教育。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李鸿章又委派法国军医梅尼在原“医学馆”的基础上筹建北洋医学堂,这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的前身。
中华医学会历次大会简介

     1915年2月5日,由颜福庆、伍连德等医学博士联名发起,邀集我国医学界爱国进步人士,共21人在上海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医学会。会议选举产生6人临时委员会,由颜福庆任会长,伍连德任书记,刁信德任会计,俞凤宾任庶务,曹丽云、肖智吉任协助员。会议授权临时委员会负责起草学会章程,并决定在上海南京路34号俞凤宾医师诊所内设立学会事务所。
  4月10日,颜福庆会长发布《中华医学会宣言书》和《中华医学会例言及附言》。《例言及附言》规定,中华医学会的宗旨是“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会员分特别会员,普通会员和名誉会员3种。7月3日,学会获当时教育部批准立案。
  11月,由学会主办的《中华医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出版,中文、英文并列,伍连德任杂志总编辑。学会在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医师中广泛征***员,当年底会员共232人。

第一次大会
  1916年2月7~12日,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与会会员60人,海外来宾10余人。会议组织了学术演说和讨论,展出了医学书籍和标本,如《肺鼠疫病理学的研究》、《寄生虫的流行》以及用液体石蜡保存的病理标本等。会议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实行医士注册法,取缔不正当的行医售药,严禁唯利是图的外国药;派遣医学生出国留学,每年以10人为度;要求各省设法阻止结核病和性病的流行;制订促进公众卫生的方法;编辑卫生课本及教学方法,列入小学课程等。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医学会章程》,规定每二年召开大会一次。会议选举伍连德任会长,俞凤宾、力舒东任副会长、牛惠生、唐乃安任书记,刁信德任会计,肖智吉任庶务。会议决定学会下设立编辑部、会员部、名词部、公众卫生部,并选举产生了各部的委员。
  会后,公众卫生部与中国博医会卫生部、中国青年会卫生科合设卫生教育联合会。名词部与中国博医会及江苏省教育会召开医学名词谈话会,决定由三会及中国药学会各派代表组织医学名词审查会

第二次大会
  应中国博医会要求,中华医学会第二次大会于1917年1月24~30日在广州与中国博医会大会联合举行。医学会会员80人出席会议。计召开科学讨论会联合4次、单独2次,内容有医学教育、公共卫生教育、血液和糖尿病研究、鼠疫和肾炎防治等;议事会3次,讨论会务。两会联合决议:1.请政府设立中央医事行政部,管理规范全国医学院校的课程及其制度等;2.请政府切实施行海牙和平会议,1912年1月23日所订鸦片条约,严禁吗啡进口。医学会决议修正会章有关会员权利条款,删去等级之分,规定凡属会员均有选举、被选举权。选举伍连德连任会长,俞凤宾、汤尔和任副会长,刘瑞恒、周逵任书记,刁信德任会计,肖智吉任庶务。决定在学会下增设研究部。大会发表宣言书,指出“灌输欧美之文明,保存神州之国粹,救济社会之困厄,裨益未来之人民”为医学会“四大责任”。是年,成立中华医学会广东支会和上海支会。
第三次大会
  中华医学会第三次大会本定于1919年年初举行,因故延迟至1920年2月21日~28日,在北京与中国博医会大会联合举行。医学会到会会员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福州、哈尔滨等19个城市共96人。计开学术讨论会联合5次,单独1次,解剖与人类学专科演讲会3次,学术分科演讲会内科4次、外科3次、耳鼻喉科2次、眼科2次、产科1次、解剖科4次、外科、解剖科表演会各1次。两会联合决议“向各国政府声请严禁吗啡与鸦片等痹醉毒药之制造与输出”。医学会选举俞凤宾任会长、刁信德、全绍清任副会长,谢恩增、牛惠生任书记,牛惠霖任会计,肖智吉任庶务。是年,学会事务所随俞凤宾医师诊所迁至上海南京路P字352号。
第四次大会
  中华医学会第四次大会于1922年1月31日~2月4日在上海举行。到会会员110余人,美、英、法、德、日、加拿大国医生20余人。俞凤宾会长报告《近年会务成绩之回顾》,指出学会自成立以来,派代表参加审查医学名词11180余个,《中华医学杂志》“颇受各大洲医药团体所推重”,编订全国医士名录共收载中国医生1390人。大会召开学术演讲会4次,宣读论文23篇;同时设展览会,陈列世界上最新出版医书及新仪器、新药品。会议就医学名词,卫生教育、选派留学生、设立医校、医士注册条例等事项进行了热烈讨论,通过议案7项。选举刁信德任会长,石美玉、牛惠霖任副会长,肖智吉、王完白任书记,牛惠生任会计,张道中任庶务。并公推7位名医为医学会第一批名誉会员。是年,中华医学会北京支会成立。
第五次大会
  1924年2月17~12日,中华医学会第五次大会在南京召开。到会会员近100人,美、英、日等国来宾100余人。刁信德会长发表欢迎演说并报告会务经过情形,指出本届大会宗旨有三:发表心得、交换学识、联络友谊。大会宣读论文60篇,并决定论文原稿在《中华医学杂志》分期刊出。会场陈列最新医药书籍、仪器、药品,供会员及来宾浏览和购买。会议通过两项议案:1.扶助学校卫生计划;2.呈请教育部注意儿童体格检查。选举牛惠霖任会长,胡兰生、李清茂任副会长、牛惠生、高镜朗任书记,周逵任会计,张道中任庶务,余凤宾,刁信德任杂志主编。是年,《中华医学杂志》改季刊为双月刊,香港、湖南成立中华医学会支会。
  1925年3月,中华医学会借用上海西藏路545号时济医院房屋两间,分设事务所和图书室。

第六次大会
  中华医学会第六次大会于1926年2月16日~22日在上海召开。到会会员111人,英、美、苏等国来宾20余人。牛惠霖会长主持会议报告学会二年工作情况。举行学术会议6次,演讲或宣读论文48篇。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要求政府拨款兴办全国公众卫生事业的提案,并推举历届会长和本届执行委员组成“促进中国公众卫生委员会”。会议决议购置会所;修改会章,规定各地支会选举一人任总会副会长,增设执行委员,杂志总编辑为执行委员会当然委员。大会改选刘瑞恒为会长,古恩康(上海)、陈祀邦(北京)、朱恒壁(湖南)、郑豪(广东)为副会长,高镜朗、林仲恩任书记,周仲衡任会计,胡兰生任庶务,高镜朗、伍连德任杂志总编辑,牛惠霖、刁信德、余凤宾、肖智吉、张道中为执行委员。大会前,中华医学会汉口支会(1925年)成立。
第七次大会
  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大会于1928年1月26日~2月2日在北平召开。来自各地的会员100余人出席会议。学术会议日程按内科、生理学、内科临床、外科、妇产科、眼科、耳科、实验医学、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等学科编排,并宣读论文100篇。大会经过讨论决议“向政府建议,编订中国药典”;“呈请政府采用本会所拟都市医政之评判标准,以为我国各地办理医政之大纲”。大会根据刘瑞恒会长关于商请有关学会与医学会合并的提议,成立“两会合并委员会”,负责商洽合并办法,起草新会章和组织条例、筹办联合大会等。会议选举林可胜任会长、方石珊、陆锦文、郑豪、陈祀邦、朱恒壁任副会长,朱恒壁、严智钟任秘书,乐照文任会计,陆锦文任庶务,全绍清、牛惠生、余凤宾、刁信德、肖智吉、严智钟、张道中任干事,伍连德、金宝善任总编辑。当年10月,根据执行委员会决议,杂志由上海迁至北平编辑出版,由林宗扬任总编辑,编辑部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
第八次大会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大会于1930年2月2日~8日在上海召开。到会会员240余人,来宾100余人。余凤宾干事受林可胜会长委托致开会词并报告两年会务工作。学术会议按内科、外科、公共卫生、其他专科进行,共宣读论文81篇,并与中华护士会大会联合举行了产科会议,部分会员同时出席了中国生理学会大会。大会决议“呈请政府指定专款,以发展民众医疗及防病计划”;要求“保会员就所在地尽力提倡戒烟事业,以期肃清烟毒”。会议通过议案,改会长制为委员制;增设监察委员,历届会长或主席为当然监察委员;设立法医委员会和卫生教育委员会;修改会章,规定会员入会不限国籍,但凭学历。大会选举牛惠生、陆锦文为执行委员会正、副主席,庞京周、朱恒壁、肖智吉、金宝善、乐文照、诸民谊、方嘉成、方石珊、张孝骞及各地支会主席为执行委员,林宗扬为杂志总编辑。会议期间,由刘瑞恒等发起,宣布成立中华卫生学会,并推定第一届理事15人。
  1931年9月,中华医学会事务所迁入新购置的上海池滨路7号二层楼房办公。同年12月,中华医学会济南支会成立。

第九次大会
  1932年4月15日,中华医学会与中国博医会根据事先达成的协议,在上海召开两会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宣告两会合并,两会原有会员共1500余人均为中华医学会会员,合并后的第一次大会即中华医学会第九届大会,同年9月29日~10月5日在上海召开,到会会员400余人。学术会议分内科、外科、公共卫生、病理学、眼耳鼻喉科、妇产科、皮肤科、放射学等组进行,宣读论文共150余篇。还与中国生理学会、中华麻风救济会分别举行了生理学和麻风病学会议。大会通过提案,建议政府扩大开设四年制医学校,组织医师考试委员会,支持医师开展尸体解剖工作等。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华医学会章程及细则》,规定学会宗旨是:1.集合曾受科学训练而合格之医师为整个之组合;2.推广医学知识,增进科学医学,提高医学教育标准;3.维持医界高尚道德,保障医界正当利益,并促进会员间之友谊,努力与其他各种医事机关合作期达上述之目的。4.发行中华医学杂志,并于每二年举行大会一次,以期贯彻本会之主张。会员分会友、会员及名誉会员3种。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会会长牛惠生,副会长马理司、胡惠德,总秘书朱恒壁。学会下设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医院标准审查、出版、医师业务保障、研究、教会医事等委员会。
  时年1月,《中华医学杂志》英文部与中国博医会博会报合刊(月刊),中文部与齐鲁医刊合刊(双月刊)。杭州、福州、开封相继成立支会。

第十次大会
  中华医学会第十次大会于1934年3月31日~4月7日在南京召开。出席会员377人,来宾21人。大会主席团成员戚寿南宣读牛惠生会长书面讲话并致开幕词,提出学会重要使命有三:1.审定医学名词,编辑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国医界指南,举办各种短期医事进修班;2.审议医学课程标准,研究医师进修,调查与联络国内各医学校,编辑医学教科书;3.对全国医院进行设备调查并编订设备标准,协助卫生行政当局推行各项医事设施。大会分全体会议和专科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共报告论文274篇,并就医院标准和教会医事进行了讨论。大会决议学会设理事会,在非大会时期负责处理会务,理事长由理事推选,学会主席、副主席不得为理事会当然理事;会员除永久会员、会友外,增设会侣。大会选举学会主席林宗扬,副主席李树芬、施尔德。时有会员1703人。大会前,1933年南京、苏州、芜湖先后成立支会。
第十一次大会
  中华医学会第十一次大会于1935年11月1日~8日在广州召开。到会会员357人,来宾100余人。大会开幕前,在中山大学举行了博济医院创立(西医传入中国)百周年暨(孙中山)总理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林宗扬主席在开幕会发表讲话,回顾了100年来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及细菌学研究进展情况。大会举行全体会员,报告内科、外科论文各5篇;分10组举行专科会议,共报告论文199篇。大会听取、讨论并通过了学会总秘书、杂志总编辑及各委员会分别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通过修改会章案,先由理事会修正,于一年内采用通信方法由各会员投票决定;通过“提倡实施生育节制,以保妇婴健康”的提案;决定学会下增设精神病委员会和节育委员会。重申上届大会决议:大会论文报告以汉语为主要语言;大会选择学会主席朱恒壁,副主席金宝善、嘉惠霖。时有会员2093人。当年,清江浦支会成立。
第十二次大会
  1937年4月1日~8日,中华医学会第十二次大会在上海与中国生理学会、中国病理学及微生物学会的大会同时召开。到会会员1000余人,来宾及医校学生300余人。大会按公共卫生、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结核病、放射学、医史、医院管理及麻风等专科分13个组进行学术交流,共报告论文239篇。其中前12个专科,除医史已于1936年12月成立学会外,其余在大会期间宣布成立学会(研究会),隶属于中华医学会。各学会会长为:医史王吉民、公共卫生伍连德、内科戚寿南、外科牛惠生、妇产科马士敦、小儿科祝慎之、眼科周诚浒、耳鼻喉科邓乐普、皮肤病陈鸿康、结核病吴达表,放射学谢志光,医院管理颜福庆。大会同时举办了公共卫生、医史、药品及生物品等展览会。大会通过决议,吸收牙科医生为会侣。大会选举会长金宝善,副会长马士敦、王吉民。时有会员2767人。当年,南昌、昆明、成都、武进相继成立支会。牯岺于1936年成立支会。
第十三次大会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大会于1940年4月1日~5日在昆明召开。到会会员251人,来宾及医校学生150余人。大会改变往届大会分次举行会务会议的做法,于第一天先举行会员代表会议,由各地支会推选出的代表出席,共计68人。代表会议听取并通过了董事会、理事会、会计、杂志及各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根据战争期间工作人员少更动的原则,通过会长、副会长由上届会长金宝善,副会长王吉民、马士敦连任。大会分医药救护、公共卫生、医学教育3个组进行学术交流,共报告论文124篇,其内容大多为战事问题。大会发表宣言,提出救伤第一、推广农村卫生奠立公医制度、宏育专才、精研学术与发扬国药为医学界当时的主要任务。时有会员3077人。贵阳于1938年,滇缅路于1939年,西安、重庆、澳门、梧州、泰和于1940年相继成立支会。
第十四次大会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大会于1943年5月11日~15日在重庆召开。到会会员385人,列席旁听177人。大会举行了代表会、学术讨论会和专题讨论会,并设立了国产药械展览会和病理标本陈列室。代表会通过议案25件,决议成立学会基金筹募委员会,负责募集基金100万元;组设防痨、防癌、麻风3个专门委员会,开展有关疾病防治工作。修订会章,改会长制为理监事制,由代表会选举理事,理事会选举常务理事,常务理事会选举理事长,代表会闭幕期间以理事会为最高执行机构,理事会不开会时由常务理事会代行职权。沈克非当选为理事长。学术讨论会举行全体会2次、分组会16次,分别宣读论文17篇和146篇。专题讨论会分3组进行,分别演讲和讨论了医事建设,公共卫生教学和教会医事。大会发表宣言,提出医学界近期4项任务,强调指出“维护医德,责在我辈”,“以天下兴亡为己责。以服务人群为目的”。
  1942年11月学会办事处由上海迁到重庆后重新登记会员,截至1944年3月止共登记87人,为上届大会时会员总数的28%。江西吉安和甘肃兰州分别于1941年和1942年成立分会。

第十五次大会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大会于1947年5月5日~10日在南京召开。到会会员584人,来自95个学术机关单位。代表会讨论通过修改会章。增设团体会员;讨论通过《中华医学会各科专门学会组织通则》,规定各学会名称为“中华xx科学会”,“设会长、副会长、秘书、会计各一人,就会员中选举之”。朱章赓当选为理事长(1949年后由姚克方代理事长)。外科、公共卫生、儿科、眼科、妇产科6个专科学会改选、黄家驷、金宝善、富文寿、林文秉、胡会德、王吉民分别当选为会长;新成立病理微生物学会,许雨阶任会长。学术讨论会分大会专题会学报告论文结核病16篇、雅司病9篇;8个分组会,共报告论文210篇。大会还分医事教育、医事建设及医师业务3组进行了专题演讲和讨论。时有会员4000余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会办事处由重庆迁回上海。1946年无锡、青岛,1947年天津、合肥,1948年武昌分别成立分会,1947年中华医学会加入世界医学会,并派出代表出席其第一届大会;1948年派出代表出席其理事会议及第二届大会。

第十六次大会
  中华医学会第十六次大会紧接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之后,于1950年8月23日~28日在北京召开。会员代表及会员个人共755人参加大会。大会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建设与团结》、卫生部贺诚副部长《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决定之总则及三大方针》的报告,听取了苏联专家《苏联医学组织的情况》、《巴甫洛夫学说及其在临床上的价值》的专题报告,并分组就团结全国医学工作者、研究预防医学、整顿医院和大量培养卫生人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收到论文344篇,其中按学科分组报告共155篇。大会举行会员代表会,讨论通过了新会章,确定学会宗旨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下团结医学工作者、研究学术、交流经验、以谋医学之普及与提高”;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李德全、贺诚为荣誉理事长,傅连暲任理事长,胡传揆、张查理、姚克方、陈志潜、白希清、富文寿任副理事长;决议会址即日起改设北京,暂借北京东单三条4号办公,原上海会址改为上海办事处,管理出版业务。大会期间,儿科和外科学会改选,诸福棠、吴英恺分别当选为理事长。
第十七次大会
  继第二次全国卫生会议之后,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大会于1952年12月14~17日在北京召开。40个分会的500余名代表出席,另有300余人列席,200余人旁听。大会听取了有关领导和专家关于当前形势和学习问题、第二次全国卫生会议、抗美援朝医疗卫生工作、反细菌战科学研究工作和卫生人员***学习等报告。苏联专家作了《巴甫洛夫学说辩证唯物的医学思想》学术报告。代表们听取了傅连暲理事长的工作报告,并着重讨论了协助政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医务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学术研究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推动医学届的学习运动和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等问题。大会讨论并修改了会章,规定总会每3年召开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各地分会每年举行一次会员年会;改选了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李德全、贺诚、苏井观任名誉理事长,傅连暲连任理事长,姚克方、方石珊、宫乃泉、沈克非、吴之理、张查理、魏曦、陈文贵任副理事长;决定理事会下设立工作计划委员会和国际医学交流合作委员会,黄鼎臣、傅连暲分别担任主任委员。
  大会期间,15个专科学会分别举行了学术报告会,共收到论文416篇,宣读100篇;13个专科学会换届改选,张庆松(耳鼻喉科)、朱宪彝(内科)、周泽昭(外科)、林巧稚(妇产科)、诸福棠(儿科)、朱希涛(口腔科)、毕华德(眼科)、胡传揆(皮肤花柳科)、汪绍训(放射)、金宝善(公共卫生)、裘祖源(结核病科)、叶恭绍(妇幼卫生)、宫乃泉(医史)分别任主任委员。大会期间,总会还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各地分会理事长会议。时有会员6819人,编辑出版8种学术杂志。

第十八次大会
  根据上次大会的决定,中华医学会于1956年7月23日~29日在北京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390人(其中中医99人),列席代表585人。印尼和港澳13名医学专家及在京的苏联、美国、罗马尼亚、朝鲜医师应邀参加了大会。周恩来总理于27日下午接见全体代表,并同大会主席团成员及印尼、港澳来宾进行了亲切谈话。卫生部徐运北副部长到会发表讲话。大会听取并通过了傅连暲理事长的工作报告;选出142名理事组成理事会,李德全任名誉会长,傅连暲任会长(1975~1984年期间贺彪、钱信忠、白希清相继任会长),肖龙友(中医)、颜福庆、崔义田、施今墨(中医)、宫乃泉、方石珊、沈克非、承澹庵(针灸)、李恩宗、林巧稚、钟惠澜、胡传揆、秦伯未(中医)、姚克方、黄鼎臣任副会长。大会收到学术论文815篇,其中400篇分别在全体会议及各专科学会会议上宣读。大会与中国药学会、中国生理科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解剖学会同时举行的大会,共同发表了《致台湾医药科学及生物科学界同胞书》。同年底有会员16428名(其中中医1489名),专科学会15个,各地分会44个,编辑出版杂志16种。1957年10月,会址迁入北京东四西大街42号。
第十九次大会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大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于1984年2月29日~3月6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450人,特邀代表50人。香港医学专家卢观全、温祥来应邀参加了大会。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国务委员方毅于3月3日下午接见全体代表并合影。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中国科协副主席裴丽生到会讲话。国家科委委员杨维哲教授、中国医科院名誉院长黄家驷教授应邀向大会分别作了《2000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外医学进展》学术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白希清会长代表上届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会章,选举产生了由175名理事组成的新理事会。白希清任名誉会长。吴阶平任会长,陈敏章、袁越、张侃、陆道陪、谭壮、胡亚美、石毓澎、石美鑫、辛育龄、李志绥任副会长。大会还一致通过聘请担任过上届理事的21名专家、教授为学会名誉顾问。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就代表们提出27件提案在大会上作了说明,并提交新组成的常务理事会审理。时有会员81000名,专科学会36个,学术期刊35种,各省、市、自治区均成立省级分会。
第二十次大会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于1989年2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开。305名正式代表和60名特邀代表出席了大会。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致函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大会听取了吴阶平会长代表十九届理事会作的工作报告、大会会章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裘法祖作的《中华医学会章程修改说明》。代表们对工作报告和会章(修改草案)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认为近五年来,在党中央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学会工作进入了一个开拓发展的新阶段,是建会以来学术活动最为活跃,学会组织发展最为迅速和学术民主气氛最为浓厚的新时期。大会一致通过了工作报告和新会章,无记名投票选举186名理事组成理事会。吴阶平任名誉会长,陈敏章任会长,方圻、王树岐、许文博、汤钊猷、吴孟超、吴咸中、陆道陪、胡亚美、郭子恒、曹泽毅、彭文伟任副会长。大会通过《关于控制吸烟的决议》,规定中华医学会总会及各地分会,在其所属礼堂、会议室及其所开展活动的场所,均禁止吸烟。是时医学会有会员22万余名,专科学会60个,省、市、自治区及地、县分会386个,主办学术杂志45种。

第二十一次大会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于1994年3月1日~4日在北京召开。450名正式代表和100名特邀代表及50名国外知名医学专家和学会名誉会员参加了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为大会写了“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卫生事业为人民健康服务”的题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出席开幕式并和全体代表合影。国务委员彭佩云、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卫生部副部长孙隆椿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大会听取了陈敏章会长代表二十届理事会作的题为“加快学会改革和发展迎接二十一世纪新纪元”工作报告。代表们对工作报告和会章(修改草案)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分别予以批准和通过。新会章规定,中华医学会是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医学管理工作者的学术性群众团体;设会员、专科会员、资深会员、团体会员、名誉会员。高等医学院校毕业、获得医师及相应技术职称或非高等医学院校毕业、获得中级以上技术职称者可申请为会员;设常务副会长一人,在常务理事会及会长领导下,协助会长主持学会全面工作。
  大会无记名选举产生了新的理事会。吴阶平任名誉会长,陈敏章任会长,曹泽毅任常务副会长,王镭、巴德年、肖梓仁、吴孟超、吴咸中、汤钊猷、陆道陪、胡亚美、郭子恒、殷大奎、黄洁夫任副会长。大会通过了工作报告、会章修改和在全国开展义诊日的决议。大会还听取了吴阶平、陈敏章、曹泽毅作的三个专题报告。是时,医学会有会员30万名,专科学会79个,专业学组176个,主办学术杂志54种、科普杂志1种。

第二十二次大会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协发(1999)014号,《关于同意中华医学会召开第二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批复》精神,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于1999年4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450名正式代表和100名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的主要议题:(1)审议通过第二十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2)审议修订《中华医学会章程》;(3)选举产生第二十二届理事会;(4)听取三个专题学术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光召出席了大会,吴阶平副委员长委托吴孟超副会长致开幕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张玉台、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曹泽毅常务副会长代表第二十一届理事会作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开创学会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代表们对工作报告和《中华医学会章程》(修改草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审议通过。大会认为第二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来,在卫生部、中国科协的领导、关怀下,在改革开放方针和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引下,理事会紧紧依靠广大会员和专家,开拓创新,坚持了学会宗旨和民主办会的原则,保持了学会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方向。学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中华医学会所属专科分会达到76个,会员人数也由上次大会的30万增加至43万。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总数已达67种。大会号召全国广大会员和专兼职学会工作者继续发扬“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不断提高学会管理水平,努力开创学会工作的新局面。
  新会章规定,中华医学会是全国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依法登记成立的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设会员、专科、资深会员、团体会员、名誉会员。高等医学院校毕业、获得医师及相应技术职称者,可申请为会员;不同层次的会员,实行不同的规定和管理办法。会长为本会法定代表人,必要时可以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报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由会长委托一名副会长为本会法定代表人。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第二十二届理事会。吴阶平任名誉会长;张文康任会长;巴德年、王海燕、刘海林、汤钊猷、吴孟超、吴咸中、李超林、杨镜、肖梓仁、陆道陪、宗淑杰、胡亚美、曹泽毅、黄洁夫任副会长;宗淑杰兼秘书长。
  大会通过了工作报告和会章修改的决议。
  大会还听取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教授所作的《中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与人类疾病》,吴季松教授作的《知识经济与医药科技发展》,中国社科院邱仁宗教授作的《医学伦理学及医学面临的若干伦理问题》三个专题学术报告。

中华医学会历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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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来说血液透析的吧,在我国时间比较短:

  血液透析在中国的发展史

1957年,吴阶平教授等最早开始应用血液透析在我国唐山成功救治了急性肾功能衰竭患者。
1973年后,中国各大医院开始了维持性血液透析工作。在其后的20年间,我国的血液透析工作发展迅速。
1998年第五次全国肾脏病会议决定进行透析及移植登记。1999年完成第一次透析登记工作。登记工作报告指出,1999年1月1日-12月31日,接受登记患者41755人,CRF点发病率为33.16/百万人口,HD为89.5%,PD为10.5%,透析患者HD主要分布于中南地区43%,华东26%,东北13%,华北9%。PD患者主要分布于华东地区34%,中南22%,西北19%,东北17%。血液透析机华东49%,中南23%,华北14%,东北11%。还有大多数尿毒症患者未得到有效治疗。目前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透析率低,仅为估测值的1/60,透析不规范,透析疗效差,这是我国多数地区透析存在现况。
随着血液净化的发展,其专业组织也在发展和完善,1988年成立了中国透析移植协会(CDTA),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也组建了人工器官分科学会人工肾专业组。1990年创办了《透析与人工器官》专业刊物,1992年创办《肾脏病透析与肾移植》杂志,2000年出版《中国血液净化》杂志,是我国肾脏替代治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如果是医学事件,我想应该“非典”算一个吧。
2004年初,当非典来临的时候人们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无助,看着它到处肆虐,却毫无办法。
非典给我们了很多启示,其中我想,最重要的一条,预防医学在我国还很落后。处理突发流行病的能力我们还做的不好。
但作为医药人也更清楚了,医药学是永远边际的。
可以肯定,未来还有传染病,那时候我们能做的更好吗?
世界上第一例断手再植手术

1963年1月2日清晨,上海钢模机床厂工人王存柏的右手被落料机床的冲头齐手腕切断,工友们立刻将他送到了上海第六人民医院,负责抢救的是陈中伟医生。虽然陈中伟曾经接活过断了75%的手臂,但是接完全被切断的手还从来没有在临床上试验过,而且当时在全世界也没有断肢再植成功的先例。按照当时的惯例,医生对这样的工伤能做的就是清洗创面,包扎伤口,手断了也只好断了。但陈中伟并没有那样做。他先给病人的残臂和断手拍了照片,留作资料,之后马上安排手术。他先将要接的血管一一分离出来,请血管外科主任钱允庆帮忙接血管,但是断肢再植毕竟是当时创伤领域中未被攻克的大难题,接通过心脏血管、腹动脉等大血管的钱允庆医生面对手上直径只有2.5毫米的细血管,一时不知该从何下手。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断肢和身体分离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成活了。此时护士长急中生智,提醒他们用空心塑料绳试一试,没想到就是这样一根在60年代流行的姑娘们扎头发用的细塑料绳解决了手术中最大的难题,4个小时之后,手术完成。为了防止排异反应,让手指完全恢复正常,陈中伟帮助病人成功地闯过了肿胀关、休克关、感染关、坏死关,半年后接上的手恢复正常了。
  1963年8月6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个工人完全轧断的右手被接活》。次日,新华社发出“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在我国获得成功”的电讯。1964年9月,在罗马召开的第二十届国际外科学会大会上,首例断肢再植的荣誉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公认。断手再植的成功改变了王存柏和陈中伟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骨科的历史。当时正在陪同外宾访问上海的周总理看到新闻后,特地接见了陈中伟和他的治疗小组。消息半年后传遍了全中国,并且同人工合成胰岛素、一万二千吨水压机一起,成为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自己智慧的象征。
  据不完全统计,陈中伟和他的团队共接活了2619只断指或断肢,接连创造了“断截与再植”、“足趾移植”、“大块肌肉游离移植”、“腓骨移植”等6项世界第一。1985年,陈中伟当选为第八届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会主席;1994年,他获得首届奖励全国十位杰出科学家的“求是奖”;1999年,获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会在美国颁发的奖励全世界最杰出的三位医生的“世纪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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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演变

周秋光 靳环宇

笔者五年前在《晚清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中曾指出: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是建立在1894—1904年间政府和民间舆论的基础之上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一些中外文新资料的发现,笔者对原有看法已有所改变:中国社会对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19世纪80年代一些人在一些地方还有所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到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多个地区都出现了红十字会组织机构以及红十字会医院。正是这些事件和因素直接导致了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而红十字会的这段早期实践经历,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向也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现就如上问题略作论证,以补现有研究之不足。

  一

  近代中国社会出现关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以及试图筹设此类组织,比国际红十字会晚了整整10年。准确地说是在1874年5月,其时***在中国台湾寻衅滋事,中日两国发生冲突,上海的《字林西报》与《申报》等开始讨论战争救护问题。《字林西报》刊发了一篇大力宣介当时救治战争伤病的红十字会的文章(只是未点出红十字会的名称,然其论域则全为红十字会规则),非常推崇红十字会的中立性:“(开)战后,不分彼此,两造所有受伤者,均令设法调治”,并盛赞红十字会的救治善举。《申报》主笔了解到这种救护组织在战争中保全伤病员的巨大作用后,也撰文称道并希望中国能够效仿。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公开讨论西方红十字会问题的最先声。

  探讨中国早期红十字会问题需要提到台湾。近代以来,不少西方的医生与传教士居住于台湾,为红十字会的传播以及战时医疗救护技术的实践提供了较为优越的条件。其中,英国人梅威令医生曾为之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19世纪70、80年代,梅威令医生在台湾开办了慕德医院,除日常施医救病外,还专门为中国培养战时可资应用的红十字医疗救护人员。梅威令认为,“临阵对敌,非死即伤。死者已矣,伤者必为之救拯,而中国则向无此法。”当时中国舆论界对于梅威令医生的这种苦心大为称赞。由此可见,西方以救治战争伤病为职志的红十字会组织及其精神已经逐渐在中国传播并为中国人所接受。

  梅威令医生的红十字医疗人才的教育培养工作,并不仅仅局限于台湾地区,而是自南向北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广为传播,也引起了部分清朝政府官员的赞赏与关注。在梅威令的慕德医院曾招收有中国学员4名,其中李荃芬、陈呈棨、吴杰模三人“乃专习西医而皆已成功者也。”另外一人叫林环璋,对于医院管理事务颇为擅长。1887年,梅威令带领他的这些中国西医学生到天津晋见李鸿章,受到了李氏的嘉许。次年,梅威令又到达上海,请中外著名医生和官绅对他的中国西医学生进行专业水平鉴定,获通过。其中学习西医的李荃芬等三人获得行医资格凭据,擅长医院管理的林环璋则被“授予办理医院事务之凭据”。当时的上海道对梅威令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之有西医自此而始,故视之若不胜郑重也”。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这些学有所成的中国西医于1889年到天津李鸿章处谋职请求为国报效的时候,却为人所阻,反被英国人聘用。当时《申报》有评论道:“此甚可惜之事也。”一直到甲午战时红十字会医院已在中国大陆设立,还有人重提此事,认为中国当局没有重用梅威令,错失了红十字会发展的良机:“使当日而重用梅君,得以大展其长,广集生徒,授以奥妙,何至今日而受伤兵士皆借助于各西人哉?”

  二

  19世纪晚期,中国社会对红十字会虽然已经有所讨论和实践,但最终产生红十字会还是甲午战争的爆发所导致。不过,甲午战时所产生的红十字会组织和红十字会医院都是由外国在华人士(包括驻华领事、传教士、医生、工商业者等)所创办。

  资料表明,甲午战争爆发之初,瑞士国际红十字会即有所举动,并向中国政府捐助药品钱物。战后直隶总督王文韶的一份奏折透露:“该会总董等闻信,即寄助药料三十箱,约值银三千余两。”由于当时中国和在华西人均不曾设有红十字会,故这里所说的“该会总董”当指瑞士国际红十字会主席无疑。由于当时国际红十字会与中国之间没有直接的会员关系,所以国际红十字会不可能出面为中国组织红十字会。倒是在华的西人肩负起了筹办红十字会的重任。

  1894年12月底营口率先筹建了红十字会医疗组织,其时存在两个创办主体,分属不同的系统。一个是在东北辽阳地区传教的联合长老会。他们获悉中日开战的消息后,即从内地教堂撤出。恰值金州战斗刚刚结束,中国受伤士兵无人救治,于是联合长老会的传教士们即与外国兵船人士联合在营口开设了一所红十字会医院。又据《申报》记载,旅顺战斗失败后,中国伤员急剧增多,医疗力量明显不足。于是寓沪西人即组建了红十字会医疗队,乘轮船前往东北救治。上述情形表明,1894年底外国人在华创办红十字医疗机构尚处于任意和自发的状态。
营口红十字会医院主要是由外国传教士和兵船人员所组成,其主事者为戴理医生和契雷斯特医生。随着战争的延续,红十字会医院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彰显。据戴理医生的报告,营口红十字会医院1894年12月创办时只有1所,到翌年4月便已发展到4所,而且成绩可观,三个月内医治的中国伤兵已达近千名。当时有不少外国医生不断加入到红十字会医院中来。

  烟台红十字会医院的建立稍迟于营口,约在1895年1月建成。当山东沿海尚未发生战事时,即有从辽东战场上运来的大批伤兵,于是当地外国人就开始筹划伤兵救疗事宜。据《中国教会医疗杂志》记载,一位名叫达斯瓦特的教会医生前往拜见驻烟台的登莱青兵备道,建议设立红十字会医院以备战时治疗中国伤兵,需要道台提供一些必要的资金和物质支持。该建议得到批准,于是不久,“红十字会会旗即飘扬在医院的上空”。由于烟台距离战地较远,所以烟台红十字会医院救助伤兵的成绩不及营口。

  大约与烟台红十字会医院成立的同时,天津也组建了红十字会医院以及帮助治疗伤兵的其他医院。从天津红十字会医院的最终工作报告来看,其所属的医院以及医治伤兵的数量均大大超过营口。在甲午战时,直隶地区并未发生战事,因此天津红十字会医院所救治的伤兵主要是从辽东前线转运而来。当时天津的外国人酝酿成立了“独立红十字会”,并向营口派遣了一个红十字会医疗队。天津红十字联合会还在山海关设立了一个伤兵转运机构,将前线撤退的伤兵妥善安置,需要治疗的再运往天津。当时天津红十字会联合会下辖共有5所伤兵医院,这些医院治疗的伤兵人数在1400左右。

  从《申报》与《中国教会医疗杂志》对红十字会医院的记载来看,当时中国营口、烟台、天津等地所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多是自发形成,其间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在工作联系方面,天津自成一系,而营口、烟台则多有交往。营口与烟台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上海相维系,因为当时两地都经费支绌,红十字会医院难以为继,于是两地即联合通过在上海的外国领事与传教士向中外人士募集,所得之款,也由两地统一支配。为此,寓沪的外国人在甲午战争时期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红十字会。该红十字会实际是一个募捐筹款的机构,人员系由上海各外国领事、传教士、驻沪外国银行董事等组成。

  三

  甲午战争期间,外国人在华所设红十字会机构与红十字会医院的经费筹措渠道计有三种:

  一是由西人主持的民间筹资渠道,以上海传教士慕维廉为首的向社会各界的劝捐为代表,是面向公众的最早的筹资渠道。1895年2月初,营口红十字会医院由于盖州战中伤兵陡增,院内药料不敷,乃致函上海教士慕威廉,请代募善款。由此拉开了红十字会医院民间筹款的序幕。

  二是由中国人主持的民间筹资渠道,以申报馆协赈所和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的公开募劝为代表。自《申报》登出慕威廉为红十字会医院募款的公启后,申报馆与施善昌所领导的两个义赈公所积极响应,相继在《申报》刊发募捐启。这是中国义赈组织首次参与外国人的经费劝募活动。诚如申报馆在其劝捐启中所说,该项善事之中既有不分畛域的跨国惠助,也有日益高涨的民族关怀。

  三是外交途径。为了给战地红十字会医院筹措经费,英国驻沪总领事直接致函上海道,请其代为设法。署上海道刘麒祥接函后即电江督、苏抚等清廷大员,使该项募捐行动与外交联系起来。两江督抚对此甚为关注,江督捐银10000两,苏抚捐银2000两。上海著名义赈慈善家施善昌劝捐于民间筹银1000两。各款在上海道署汇总后,转交英领事,再经汇丰银行解往红十字会医院。可见外交途径的筹资成效亦十分显著。

  四

  甲午战争时中国出现的由西人创办的有中国人参与的红十字会机构和红十字会医院,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一是为当时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路径。晚清时期,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出现了近代转型,突出的表现是出现了全国性的义赈组织。然而,义赈组织的出现是为了防止和弥补官方赈济之弊病,本是权宜之计。并且由于长达二十余年的民间劝捐行为,已造成民间无钱可捐的局面。所以义赈组织在19世纪中期已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两难抉择。正是西方红十字会组织的出现,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即由原来依托于某一经济组织的义赈组织,逐渐地过渡到独立的具有国际视野和背景的民间慈善组织(如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等)。这是中国传统的以及近代慈善组织发展的总趋势。

  二是为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人员、制度、经验等条件保障。这里面包括中西的融通,机制的运作,中国人与外国人、官方与民间的关系与地位的架构,等等。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当时积极为西方在华红十字会医院募集善款的仁济善堂和丝业会馆筹赈公所,在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时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二者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当时主持两筹赈公所的便是施善昌与施则敬父子,而在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创立时起核心作用的仍是施善昌的子侄辈,即施则敬、施肇基等人。因之可以说,甲午战争时期红十字会组织的出现,是后来中国红十字会产生的关键步骤。
中国第一台X光诊断机的引进

1895年1月8日,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 K.Rontgen)正在涯尔兹堡大学实验室进行阴极管放电实验时,惊奇地发现一种神秘射线。因它性质尚不明确,故被命名为X射线。伦琴教授经过反复实验论证,发现X射线的穿透能力和被穿透的物质有关。根据这一原理,他为妻子拍了世界上第一张X光照片,照片清晰地显现出手的骨骼结构。伦琴X射线的发现使穷途末路的近代物理学初见曙光,揭开了20世纪现代物理学的序幕,成为即将爆发的现代科学革命的第一道闪光。伦琴由此成为世界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一位得主。伦琴X光机问世后,迅速地被应用到医学的临床诊断上。英国著名外科医生托马斯·亨特对它在医学诊断上的应用给予高度评价“这也许是诊断史上最伟大的里程碑”
伦琴发现X射线的消息,成为1896年初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迅速传遍世界各国。1896年3月,中国上海广学会的机关报《万国公报》就以《光学新奇》为题报道了X射线发现的消息。至于中国第一台X光诊断机引进的时间,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论者认为是1918年浙江宁波慈溪保黎医院购进的;有些论者则认为应该是1899年8月上海嘉永轩主人从欧洲进口的。但是,笔者在爬梳近代报刊和相关书籍时却发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其实,早在上述时间之前,上海的《点石斋画报》就以《宝镜新奇》为题报道了苏州博习医院从美国引进X光诊断机的消息。
“自泰西格致之术精,而镜之为用大,千里镜可以洞远,显微镜可以析芒也。岂惟是古镜照人,妍媸莫循哉,不谓愈出愈奇,更有烛及幽隐者。苏垣天赐庄博习医院西医生柏乐文,闻美国新出一种宝镜,可以照人脏腑,因不惜千金,购运至苏。其镜长尺许,形式长圆。一经鉴照,无论何人心肺肾肠,昭然若揭。苏人少见多怪,趋而往观者甚众。该医生自得此镜,视人疾病即知患之所在,以药投之无不沉疴立起。以名医而又得宝镜,从此肺肝如见,药石有灵,借彼光明同登仁寿,其造福于三吴士庶者非浅。语云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西医精益求精,绝不师心自用。如此宣其计之进而益上也。”
上海《点石斋画报》,由《申报》馆于1884年5月8日正式创刊发行,旬刊,每期图画八篇。主编吴友如。现今传世的《点石斋画报》有528期,到1898年才停刊。它为时事性画报,除以时事新闻为主外,“新知”尤感兴趣。文云:“外洋新出一器,乍创一物,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立即绘图译说,以备官商采用。既扩见闻,亦资利益。”
正是由于上述宗旨,《点石斋画报》在“利三”中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报道了苏州博习医院从美国引进X光诊断机的消息。文中,记载了苏州博习医院院长柏乐文“不惜千金”,从美国引进了X光诊断机;同时简单介绍了X光诊断机的形状,“其镜长尺许,形式长圆”;苏州博习医院引进X光诊断机后,还当场演示,以致“苏人少见多怪,趋而往观者甚众。”
《点石斋画报》关于苏州博习医院引进X光诊断机的报道,不仅有利于人们加深对X射线知识的理解;而且有利于人们直观地观看X光诊断机的形状和应用情况。遗憾的是,《点石斋画报》的报道并没有提及X光诊断机的发明者,同时对X光诊断机原理及其运用情况也没有进行深入的介绍。并且对X光诊断机是全面运用于医学临床诊断上,还是仅为一般的演示观摩,文中未有细致的叙述。还有,《点石斋画报》上的绘图,多半出自画家的想象,但也有若干是照西方传进来的照片摹写下来的。因此,图中的X光诊断机形状就值得慎重考虑。再有,到1903年,苏州博习医院的X光诊断机由美籍传教士罗格思医生主管,至于正式全套X光仪器安装则在1917年。但是,无论如何,《点石斋画报》关于X光诊断机的报道至少可以说明:在当时,苏州博习医院的确已经引进了一台X光诊断机。
至于《点石斋画报》究竟何时报道这则消息?因为,《点石斋画报》没有标明发行时间,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它的出版发行时间进行分析。该报1884年5月8日正式创刊,1898年才停刊。期间,每旬一期,按照甲、乙、丙……、亨、利、贞等字顺序,共55个进行计时出版。每字代表一个季度,共有12期画报。因此,我们可以计算出:《点石斋画报》在“利三”以《宝镜神奇》为题报道苏州博习医院从美国引进X光诊断机的时间,大致为1897年12月下旬。这一时间在陈平原先生推算出《点石斋画报选》的“各号刊行时间表”里也得到证实。当然,这一时间可能与苏州博习医院从美国购进X光诊断机的实际时间肯定还存在着时间差的问题。因为按当时的实际技术条件,并不存在着苏州博习医院一经引进X光诊断机,就立即在上海报刊进行报道的可能。但根据《点石斋画报》的旬刊性质,我们可以得出推论:苏州博习医院从美国引进X光诊断机的时间大概在1897年12月下旬前。
1899年8月,上海嘉永轩主人(其姓名暂不可得知)从欧洲购置一台X光机,并在上海《昌言报》馆当众演示。1899年8月30日,上海的《中外日报》就报道这一新闻。“嘉永轩主人娴心格致,精于光学,今由欧洲运来爱格司射光镜一具,特假《昌言报》馆演试,以供众览。兹承主人折柬相邀,拨冗往观,果为奇特。无论人身骨肉,以及竹木纸布内藏什物,照之无不毫丝毕露,状如玻璃,洵为见所末见也。讲求光学者,盍亟往观,以为探求格致之一助。”
时隔两日,即1899年9月1日,《中外日报》再发专稿报道这台X光诊断机。文中,不仅提及X射线的发现者伦琴教授,而且指出X光机在医学诊断和海关检测方面的用途。“曷格斯光,即叶格斯光线,或名透光镜,一名义光镜。其机器信自欧人郎忒根。其光最奇,始行于美,传布欧洲,为医家、关卡之妙器。前美国《格致报》所载:船只逃税,以此镜观视,隐匿悉露,医生察病,如见肺腑。故已风行通国,人知妙用。因其能洞察表里,故美国妇女至有相戒不敢摄影之说,恐人以此镜摄形耳。窃考其器,盖用附电圈,由真空而发电光,以铅质作凹形为出电极,以铂质作平圆板为入电极。电既通过,即发绿色光线,然人目网筋不能觉此光线,惟照相片可显其形。若人目欲睹其物,必当隔以钨质之板,而于是光轴乃能直行,始可于目中成一实相。凡皮肉及竹木布帛之属,质点较疏,故能透光。备见其见所藏物;若骨骼、金石之类,质点较密,光不能透过,故可于肉中照出,骨体筋骸,无不毕现。其光线之奇,询为罕见焉矣。……外人于光学一门,精益求精,不可思议。既究其理,复制其器,举一切折光、返光、聚光、散光以及凸凹远近之理,无不判悉厘毫,备极精美。养生、植物、成事、求学,无一不赖于光学。而我中国,绝不讲求。幼学之士,于原质之名,机器之理,其不能精察者,殆十而***也。曷格斯射光之名,我华人娴于耳,熟于口,而末尝接于目也。今本埠有华人格致之士,试验此光器机,有志光学之士,大可讲求其故,引而伸之,另制新器,以劝工艺,岂不甚善,讵第以耀观瞻矜奇异而已耶。”
上海的《中外日报》前身为汪康年于1898年5月11日创刊的《时务日报》,1898年8月改名为《中外日报》。该报以报道中外时事新闻为主,是中国近代历时较久的一家著名日报。《中外日报》对X光机的报道,虽然没有附图说明,使人们无从像《点石斋画报》那样地观察和想象上海嘉永轩主人引进的X光机的具体图像。但是,它客观而准确地论述了X光机的实验原理及其运用情况,指出其传播状况,“曷格斯射光之名,我华人娴于耳,熟于口”;同时,其叙述的“爱格司射光”也同X光译名基本吻合。这就极大地弥补了《点石斋画报》对X光诊断机介绍的肤浅和不足。特别,上海嘉永轩主人引进X光机之后,在《昌言报》馆当众演示,这有利于国人增进X射线知识的认识,更有利于激发国人崇尚科学风气的形成。这次当众演示X光机的盛况也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科普活动。
从以上对X光机报道的介绍和分析,1918年,由浙江宁波慈溪保黎医院购进的X光诊断机不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但是,它保存下的相关史料却是我们今天了解近代中国X光机进口详情的宝贵资料。它不仅指出:1918年浙江慈溪县保黎医院引进的X光诊断机由保黎医院院长吴莲艇集资向上海美国商行慎昌洋行订购的;而且记载了这台X光诊断机的价格状况以及具体型号,即包括税收和运费共花费4386元9角6分8厘,型号为GE机。当时这台x光诊断机引进后,由于,慈溪还没有通电,所以,医院自置发电机,修建炉子间、引擎间等专用房屋。最终,这台X光诊断机在1919年才安装完毕后,投入使用。当年的保黎医院,至今还保存着一块《爱司光题名记》。其文曰: “自爱克司光镜发明,而人体骨骼纤末可察,泰官照肝,无比玲容,越入洞垣,逊其明了,生人之所托命,医家以为导师。”
总而言之,从目前史料来看,1897年12月下旬前,苏州博习医院引进的光机是中国最早的一台X光诊断机;而上海嘉永轩主人在1899年8月前从欧洲进口的X光诊断机,虽不是中国第一台X光机但它曾在上海当众演示,因此,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反响;至于浙江慈溪县保黎医院引进的X光诊断机,则保留了有关X光诊断机引进的宝贵资料。当然,由于近代报刊对X光诊断机报道多属于时事新闻性质,所以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即缺乏系统性全面性;但是,它们及时、准确地报道中外最新科技动态,这更说明近代中国对世界科技新潮流还是比较敏感的。
人体解剖在近代中国的实施

【摘要】人体解剖在近代中国实施,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当时内务部前后颁布的两个解剖尸体规则,有划时代的意义。西医界人士曾组织解剖有志会,也有四人立下遗嘱,死后愿捐献遗体以供解剖,但实施起来仍很困难,可供解剖的尸体少得可怜。究其原因,封建伦理观念仍是最大障碍。法律的不完善,也不利于解剖的实施。

人体解剖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是西医学植根于中国的重要标志,也是西医学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人体解剖在近代中国的实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本文试图叙述这一过程并剖析阻碍尸体解剖施行的社会思想因素,以求正于大家。
一、两个尸体解剖规则的颁布
鸦片战争前后,西医学开始传入中国。作为西医学的基础学科-人体解剖学也开始传入中国。1900年以前,尸体解剖由外国人实施,可供解剖的尸体极少。1900年以后,中国人开始介绍西医解剖学,以丁福保最为系统。他于1903年任京师大学译学馆生理学教授。在教学过程中,认识到解剖学译名驳杂,给研究者带来诸多不便,于是撰《解剖学生理学译异名同表》,把教会医院旧译和新译的解剖书及***近出解剖书,同西人原文比较对列约1500条,在《医学世界》上连续登载。同时登载的还有汪惕予译述的《解剖学生理学大意合缩》。丁福保、汪惕予的西医解剖启蒙,对我国解剖学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也有以动物尸体解剖来向国人作解剖启蒙的。1909年,江西教育总会公立图书品物陈列馆为一头病犬当众开刀治疗,向众人讲解狗的生理结构,以期通过此举让人们从侧面来了解人体生理结构,同时也向国人灌输解剖学知识,可谓用心良苦。执刀者却不是中国人,而是***医士。即使这样,消息传出,轰动一时,“绅商学界到者四百余人。”
有识之士丁福保意识到纸上谈兵的局限性,呼吁“不但研究解剖之理论,并宜施诸实行焉。”“是非法部专家案奏准,以后凡囚尸无家族请收者,一律听候地方官立医学堂医院请领解剖不可。”一部由国家制订的解剖规则的颁布被提到日程上来。
1912年11月22日,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校长汤尔和上书教育部,要求提出法案准予实行解剖。在其直接推动下,1913年11月22日,内务部颁布了解剖条例,它是作为内务部第51号部令被庄严颁布的。这是解剖史上的大事,学者欢呼雀跃,西医前辈伍连德称“殊为我国医界前途喜也。”
解剖条例共有五条,规定了可供解剖的四种尸体。其中第一条曰:“医士对于病死体,得剖视其患部,研究病源,但须得该死体亲属之同意并呈明地方官,始得执行。”
由于解剖条例太简单,1914年4月22日,内务部又颁布了《解剖规则施行细则》。第一条曰:“凡国立公立及教育部认可各医校,及地方病院经行政官厅认为组织完全,确著成效者,其医生皆得在该校,该院内执行解剖。”全文开头既规定了可执行解剖的医学院范围,比解剖条例严格、完备。下面几条重点规定向司法机关领取尸体的手续,及对解剖过的尸体的处理办法。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1929年5月13日,内政部颁布了第二个解剖尸体规则。全文共13条,第一条仍是规定可执行解剖的医学校范围,对“愿供学术研究,以遗嘱付解剖之尸体”的规定,仍须得其亲属之同意,并呈请该管地方行政官署,这与第一个解剖规则一致,只是稍有进步,“地方官署接收前项呈请,须于十二小时内处理之。”
1933年,又颁布了《卫生署修正解剖尸体规则草案》和《修正解剖尸体规则》,使第二个尸体解剖规则更完善、更周密,其中规定所有尸体解剖都必须报告官署,解剖报告呈上六小时后,即可解剖。
近代两个尸体解剖规则,在保全尸首风气盛行、不重解剖的中国的颁布,无疑有深远的意义。它表明尸体解剖作为一项医学实践活动,开始得到官方承认和保护,为中国西医学特别是解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颁布本身是对封建伦理观念的一次大挑战,对改变人们的旧观念,接受西方科学知识,是一个强烈的刺激。
二、人体解剖施行情况
1913年,出现了近代史第一次人体解剖,即江苏医学专门学校的解剖。但以后实行起来,困难重重,阻力很大,“虽有政府明令准许医校及医院解剖尸体,而地方官及当事者,每以避世俗攻击,迄未能实力奉行。
首先医学校得到的尸体很少。“江苏省立医学专校民二(1913年)实行,开办十余年,仅三四具。浙江省立医药专校,民二(1913年)实行,开办以来亦仅三四具。北京国立医学专校,民二(1913年)实行,年不过一具。协和亦寥寥。同济昔年平均每学期不能得一具,现稍进步,时见解剖,震旦与同济等,盖震旦时有法租界狱囚病毙,而同济则得自华狱病囚也。圣约翰医科,尚恃图书为教授资料。同德开办六年后,在民十三(1926年)年冬始得尸体解剖成人一次。南通大学医科民二(1913年)即已实行,开办近廿年,前后不过三四具。”
这段材料反映了本世纪30年代以前九所著名西医学校很少得到尸体的情况,著名医校尚且如此,那些普通的医校即可想而知。可见尸体解剖作为教学活动,根本不能经常开展,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可叹中国医校学生,学习解剖时,当狂走郊野坟中,觅取暴露之骨髅,为实习材料。”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少得可怜的尸体解剖,往往也不能顺利实施,受到非法干涉。汤尔和“长北平医校,以解剖说当道,垂有成议,乃事闻于步军统领之夫人,坚持不许。”“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一报贩,涉讼数月;上海宝隆医院因解剖一军官,闹得满城风雨;同德医学院赴槽河径第二监狱领取刑死体二具,未能解剖,反落一场无所谓的麻烦。”
到了本世纪30年代,“医校之尸体难求依然如故。”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医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1932年1月召开的全国医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余云岫先生提出“劝告全国医师组织解剖有志会”一案,此提案作为国字第31号提案被通过。并“即日成立病理解剖志愿会”。“其办法,集合有志牺牲者几人,组织团体,共立愿书,死后,则以尸身,供病理局部解剖之研究……嗣有署名加入者多人”。由于“一二·八”抗战爆发等原因,此提案未及实施。1934年全国医师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此提案重新被提出。这是我国西医前辈为了提倡尸体解剖作出的不懈努力。这种勇于反对社会旧俗,自愿死后捐献遗体的行为是值得歌颂的,它比尸体解剖规则在人们心中引起的震动更大。后来几位勇士立下遗嘱,自愿死后遗体被解剖,无疑会受到它的影响。
1933年以前解剖的尸体,以刑尸、监狱病死无人认领之尸、医院病死无人认领之尸为对象,从现有史料看,没有立下遗嘱自愿捐献的尸体。1933年,是近代解剖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此年1月30日,医界先辈余子维立下遗嘱,自愿献出遗体以供解剖,“此吾医学界破天荒第一人也”,遗体于2月24日在温州大南医院解剖。
余子维遗嘱里有这样几句话,“余由中医而习西医,尝谓解剖乃研究医学之要务,兹余病胃癌,深知无生理,死后应将余尸体即行剖视,求其症结之所在……。”从文中可以看出,余子维先生生前亦提倡尸体解剖,但没有仅停留在“口舌之争,文字之辩”上,而是身体力行,把它当做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民国才成立20来年,余子维就从封建伦理中解放出来,确属难能可贵。
为了纪念余子维先生的开山之功,影响颇大的《医事汇刊》把1935年第四期辟为“余子维纪念专号。”1934年的全国医师公会第三届代表大会,通过了上海医师公会提出的“请全会表彰余子维先生以奖励病理解剖案。”具体办法是1)制成余子维先生遗像,加以行述及当时遗嘱,与解剖时之情形,复益之以各同志宣传之文字印成一册,分颁各会;(2)制成余子维放大照像多份,分颁各地分会供奉会所以资瞻仰;(3)通告各地公会,以余子维先生遗体解剖之日,为病理解剖有志会纪念日……。此可谓隆重之至。平心而论,余子维事件要是发生在西方,那是不足挂齿的,总统遗体被解剖屡见不鲜(拿破仑开总统解剖之先河)。可是中国却对此大书特书,从反面反映出我国近代解剖事业之落后及尸体实施之艰难。
二月有余,便后继有人。金守钦,上海南洋医科大学毕业,历任黄埔军官学校医官,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医官等职。死前立下遗嘱,死后愿献出遗体以供解剖。遗体于1933年5月11日被解剖。可惜很少披露,鲜为人知。几年后还有国医叶古红的遗体解剖。
以上三个例子皆是医界同人的尸体解剖。他们习医,自然知道尸体解剖的重要性,从职业方面看,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相比之下,医外之人立遗嘱自愿尸体被解剖,当更令人钦佩,首开其先的是戈公振先生。戈公振先生是中国新闻界一颗巨星,服务于《时报》达15年之久。遗体于1935年10月被解剖。
在近代,只有以上屈指可数几人立遗嘱,愿献出遗体以供解剖。它标志着人体解剖在近代中国之曲高和寡。两个尸体解剖规则基本上成了空文。
三、近代尸体解剖实施艰难的原因
近代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说明帝制虽被推翻,但传统的伦理道德仍在左右着国人的头脑。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同时,也把西方文明带到中国,人体解剖学即是其中之一。由于违背传统伦理道德,所以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里,一个活生生的人,根本没有独立人格,连身体也不是自己所有,“身者非其私有也,严亲之遗躬也”,即父母的恩赐。既然“行父母之遗体”,敢不爱惜乎?由此构成孝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爱惜自己的身体。曾子曰:“父母全之,子弗敢阙。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用《孝经》的一句话来概括,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如果平时不慎损伤了身体,也羞愧难当,“子春下堂而伤足,廖而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人问之曰:“夫子下堂而伤足,廖而数月不出,犹有其故?”乐正子春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其身,不损其形,可谓孝矣!君子无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忧’”。这个故事,今天读来非常可笑,如果与封建礼教联系起来,又不足为怪,它十分生动地反映出这种观念对人们影响之深。爱惜身体,不但包括活着时的躯体,也包括死后的尸体,所以中国一向主张保全尸首。儒家以仁为本,再加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念的影响,三者结合起来,构成近代人体解剖实施不力的伦理障碍。
为了加强以上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封建法典列专门条款严惩残害尸首的行为。《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法律著作,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朝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法典的蓝本,笔者以此为依据,剖析有关条款。《唐律疏议》卷17有“残害死尸”一栏。如果杀死人,再支解,或焚烧尸体,不但处死刑最高刑-斩刑,妻子还要流二千里。如果不杀人仅残害死尸(焚烧或支解),或弃尸于水中,处“减斗杀罪一等”。如果割去尸体的头发,或不同程度地损伤尸首,要处“减斗杀罪二等。”在路上碰见死尸,不掩埋,或在墓地薰狐狸而烧着棺椁者,各徒二年;把尸体烧了,徒三年。这些保护尸首的条款,周密详尽,甚至不厌其烦,在全书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它更直接、更积极地促进了大众对尸首的爱护,巩固了视毁坏尸体为不仁、不法的思想。
两个尸体解剖规则中规定所有尸体解剖都必须经过地方行政长官同意,方能解剖。这样尸体解剖能否顺利实行,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地方行政长官的意志。他们尽管做的是民国的官,可思想上仍被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着,也并不比民众更多受过西方科学文明的沐浴,他们不理解尸体解剖,把它等同于出于仇恨等动机的支解尸体。因此,当时“行政官署,往往惑于因果,辄作中梗”成为尸体解剖实施不力的行政干涉障碍。
近代两个尸体解剖规则的颁布,表明尸体解剖终于在华夏这块古老土地上被官方承认。尽管西医前辈做了不懈努力,但终近代史只有几人立遗嘱死后献出遗体。从刑场、监狱也很难得到尸体。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传统伦理道德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另外,地方行政长官的干涉,也不可低估。
我国近代流行病的发展

我国近代流行病学可以认为始于伍连德(1877~1960年)。他对鼠疫、霍乱均有专著,确定旱獭为鼠疫的传染源之一。1910~1911年发生在我国东北的鼠疫流行,经调查研究伍连德证实为肺鼠疫流行。
 我国在1949年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对若干种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的流行病学作出了成绩。
1949年后大力防治血吸虫病、疟疾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寄生虫病、烈性传染病。控制了人间鼠疫、霍乱及性病,
1960年消灭了天花。
50年代初期建立卫生防疫站、流行病学教学、研究机构。出版了громащевский的《流行病学总论》及Cтепанов的《流行病学讲义》(1958年),将前苏联的流行病学系统的介绍到中国。
1960年开始出版了我国自己的供卫生专业用《流行病学》教材,1974年首次出版了我国供医疗专业用《流行病学》教材。
1979年出版了我国首部大型《流行病学》参考书。
1980年成立了全国流行病学学会,并出版了《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1982年起卫生部在全国医学专业教学计划中,将流行病学单列为一门课程。1989年在我国举办了国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

从70年代起我国已逐步重视并开展非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研究。

目前,流行病学在卫生、医学等各专业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开始分出许多分支学科。1989年建立中国临床流行病学工作网,1995年组建了药物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流行病学目前在我国医学中已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
我国高压氧医学发展历程
高压氧医学起源于问世纪中叶的英国,它的发展经历了2个历史阶段,一是潜水医学,即应用高气压治疗减压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个阶段是英国生物学家开创的最早的高气压治疗。
1837年第一台能容纳12人的大型治疗舱在法国里昂建成;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期,在加拿大和美国相继建造了大型氧舱,并尝试了在舱内进行手术和在2个绝对大气压环境下,用氧气加压治疗。以后随着人类对发现高压氧医学的新奇和对它的不了解性,在很大的范围内,使用这种方法治疗各种疾病,造成应用得过滥,高压氧医学曾一度出现了盲目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木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事故和并发症,如:氧中毒、呼吸痉挛、氮麻醉。以神经系统为主的症状(痉挛、晕厥、运动失调)以及高压氧设备事故等,使人类在探索高压氧医学的道路上付出了沉重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在总结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高压氧医学结合最新技术成果而被进一步应用于临床。
我国高压氧医学起步于50年代,它的发展历程同世界高压氧发展史一样,也经历了潜水医学和高气压治疗两个阶段。1954年我国海军医学研究所建成了首座饱和加压舱,第一次应用高压氧治疗减压病、肺气压伤以及缺氧症;以后军事医学科学院建造了我国第一台动物试验舱;北京建成了第一台20个大气压的潜水模拟大型饱和加压舱;60年代初,海军医学研究所应用高压氧对气性坏疽、脉管炎、脑水肿、溺水等病症进行治疗,为我国高压氧的临床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64年福建省福建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建成我国第一台手术治疗舱,并配合心脏外科应用于临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至此,标志着我国高压氧医学从探索转向临床应用。这一时期是我国高压氧医学迅速发展的时期。
九十年代,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陆续建造多种类型的氧舱,同时高压氧医学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也广泛开展,以高压氧医学发展较快地区(如北京、上海)为骨干的高压氧医学会纷纷成立,为推广高压氧的临床应用起到了积极作用。1992年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在原中华医学会外科医学分会高压氧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现已历时3届。
回顾我国高压氧医学的发展历程,有欣喜,也有教训。由于高压氧用于临床方面的发展很快,而管理和高压氧设备的落后,又制约了高压氧医学的发展,给我国的高压氧事业留下了许多沉痛的回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我国高压氧设备频频出事,高压氧医学一度跌入低谷,国内外舆论纷纷报道,给我国高压氧行业蒙上了沉重的阴影。1994年9月18日大连市金州区人民医院发生的舱内起火事故,夺去了11位患者的生命,原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同志,针对这起事故批示:“请劳动部派人处理此事故。即要把高压氧舱严格像压力容器那样管理起来,各地劳动部门负责。从生产、安装、人员培训都要严格管起来;这起事故要查明原因,弄清责任,严肃处理,通报全国。”为保证医用氧舱的安全性,以原劳动部为首,会同卫生、公安和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等部门,开始了对全国范围医用氧舱设备的整顿治理工作。通过历时3年多的治理,彻底规范了医用氧舱制造企业,对原生产医用氧般的企业进行了彻底整顿,取消了不具备生产氧舱条件的企业20余家,经过原劳动部和卫生部共同认可,并颁发“ARS级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即医用氧舱制造许可证)的企业14个;重新修订了GB12130《医用高压氧舱》标准;加强了对全国2200余台医用氧舱使用环节的安全管理工作,从而最大限度地遏制了因医用氧舱设备而引发的重大、恶性事故发生。为我国高压氧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我国核医学发展史

一、第一阶段:开创时期(1956-1957)
总后卫生部与国家卫生部在第四军医大学创办了同位素仪器训练班,及同位素应用训练班,由丁德泮和王世真两位教授担任正、副主任,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一批技术骨干。

国家选送科研人员到苏联学习放射医学,其中有我校的郭鹞教授(现为我教研室博士生导师,一级教授)和张学庸教授(现为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博士生导师,一级教授)。

1957年第四军医大学成立同位素研究室,由丁德泮教授任主任,王克为教授(1997年从我教研室离休,三级教授)任副主任,是为我国最早的同位素研究室。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春等地相继建立了一批同位素实验室。

二、第二阶段:推广时期(1958-1971)

除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巡回举办放射性同位素临床应用训练班外,还发展了131I,32P和198Au等核素的临床应用。国产核素也能成批供应。

60Co治疗机发展到50多台。

131I吸碘试验已成为诊断甲状线的重要手段。

多种脏器显像和放射性肾图检查得到推广。

核素示踪方法在生物化学,药理学,形态学,内分泌病理生理学,微生物学等,多种学科中的应用都陆续发展起来了。

但是在十年的***时期,核医学的发展又明显地变慢了。

三、第三阶段:提高时期(1972-迄今)

l972年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全国原子医学专题经验交流会”;翌年,中央卫生部又举办了全国同位素新技术经验交流学习班;这些活动对我国核医学的迅速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国内目前的核医学已成为医院诊断治疗的独立科室,连从事放射免疫分析的医院在内直到1996年为止共有1000多家,工作人员4002人,全国有3个同位素供应中心,3个核医学研究中心,有γ照像机100多台,SPECT200台,PET3台,每年检查及治疗病人在2000万人次以上。

放射药物的研究与应用

现已形成北京、上海、四川三个科研、开发和生产基地。钼-铊和锡-铟发生器成为临床主要的核素来源之一。

目前以99mTc标记的药物有25种,可以进行心、脑、肾、肝胆、脾、淋巴、骨骼、肿瘤等脏器显像。

治疗性药物除了131I,32P外,还研制了153SmEDTMP、90YEDTMP、186Re(Sn)HEDP、186Re(Sn)DMSA、153SmCitrate-HA以及131I标记的单克隆抗体等。加速器生产的核素,如201Tl、123I、111In、67Ga等。

放射性仪器的研制与应用

生产核子医学常规测量仪器,如半自动/全自动放射免疫测量仪(100-200管),甲状腺功能与肾功能测量仪等。

发射计算机断层等核医学中发展较快的新领域也取得了一定之进展。

已研制成功γ照像机(目前有国产相机30余台)图像处理系统、带微机的γ心功能仪、γ环的PET扫描仪等。

脏器显像的研究与应用

显像研究的范围与应用可以说与国际上没有多大差别,近几年来,特别著重于心脏、脑与肿瘤的诊断检查。

放射免疫分析

60年代初期起步的放射免疫分析,80年代得以快速的发展,至95年已有30多个公家和科研单位,可生产包括甲状腺-性腺-垂体轴激素,生殖生理、肿瘤、肝炎等疾患的放免药盒(Kit)约100多个品种。

其它免疫分析技术如、萤光免疫分析、酶联免疫分析等也均有较大发展。

核素治疗学

核素治撩包括皮肤病、甲状腺疾病、血液病、肿瘤等领域,尤其是近年来在治疗骨转移瘤,缓解疼痛方面取得了显着进展。

l980年成立全国核医学学会。

1981年又创办了《中华核医学杂志》。
我国近代病理学发展史:
一、近代病理学科的奠基
  据记载,自1901年到1916年间,我国医学院校,先后开设了病理学课程。1912年1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在部令第25号中公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十条,规定医学专门学校的课程为48门,其中包括有病理学及病理解剖学。最先设立病理学教学组织的应推北京协和医学院,其于1920年即已建立了病理学系,美籍教授米尔斯(Mills RG.)为第一任病理系主任。病理系下设病理学、微生物学及寄生物学三科。不久协和医学院建立了病理学博物馆,胡正祥为该科第一任中国籍主任。全科不仅担负协和医院的尸体解剖[尸检],也担负其他科送检的病理标本检查[外检],同时进行科研与教学工作。据报道自1917年7月~1942年1月病理科共收外检60535例;1916年3月~1942年1月共做3673例尸检;1919年~1942年在国内外发表的科研论文共104篇;病理科还定期组织全院规模的病理讨论会,以推动病理科的工作。在上述医学院校中,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一代病理学家,其中著名的有胡正祥、侯宝璋、谷镜汧、梁伯强、林振纲等。此外,还有李佩琳、秦光煜、吴在东、杨简等。他们经在我国工作的一些西方医学家的推荐或资助,先后去国外学习和深造,学成回国后,成为我国病理学科的骨干力量,为发展我国的病理学教学和研究出作了贡献。

  二、近代病理学研究概况
  早期的病理学研究大多是一些传教士医生对当时中国猖獗流行、能大批致人于死地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病例报告。这些报告主要发表在博医会报上,其中报道最多的是霍乱、天花、伤寒、菌痢、血吸虫病、结核病、传染性肝炎等,真正涉及病理学的文章则甚少。即使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的中华医学杂志也仅偶然刊登关于病理学的有关文章。1922年朱恒壁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解剖尸体之商榷”的文章,不仅强调了尸体乃“为医学谋进步,为人命谋保障”之举,而且还详细地介绍了瓦心(Warthin)解剖尸体记录法,这一记录法与目前在各医学院校所填写的尸检记录相差无几。1925年,在同济大学医学院工作的Oppenheim首次报告了11例***血吸虫病的尸检材料。1926年李赋京写了一篇题为“病理学的进化史”的译文,首次在国内介绍了西方器官病理学和细胞病理学的一些代表人物。1927年陈方之根据自己留日期间的工作经验,发表了题为“血蛭病全部之略说”、“血蛭病之脾肿”等文章,用肉眼及镜检详细观察了家兔感染***血吸虫之后的病理变化。1929年,我国病理学者胡正祥和谷镜汧在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大会上分别作了“心的先天性畸形一例”和“中国人动脉硬化之病理的研究”的论文报告。胡正祥在30年代从事黑热病病理形态学和实验研究,证实了白蛉子传染利杜氏体的途径,并发现严重贫血可在颅骨内板形成局灶性的髓外骨髓增生。他还观察了朗罕氏巨细胞和异物巨细胞的表现,提出并证明确实存在一种主要是由大单核细胞形成的单核细胞肿瘤,并利用超活体染色法鉴别大单核细胞和吞噬细胞。
  随着我国各医学院校病理学科逐渐地独立和从事病理学研究人数的有所增加,病理学诊断报告和研究的论文也逐渐见之于中华医学会的学术会议和中华医学杂志上。在1930年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大会上,侯宝璋报告了“齐大学院130例病理解剖之研究”和“山东尿石病之研究”两篇论文;谷镜汧作了“因梅毒而起之腹部主动脉瘤”和“先天性肠梅毒4例”的论文报告。1931年诸葆真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由德国医学博士Hirschfeld M.所作的“两性病理学之现在”的学术演讲。1932年侯宝璋编著《实用病理组织学》,他还翻译了两篇国外学者发表的论文,其题目分别为“胃肠癌肿之早期诊断及试验诊断”、“活组织检查对于肿瘤之诊断”以及Hoeppli的“实验性***血吸虫病的组织学观察”的论文均发表于同年的中华医学杂志上。1932年10月于上海举行的中华医学会与博医会合并后的第一次会议上,首次出现病理学分组会议。在这一分组会议上,由胡正祥、秦光煜所写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病理解剖实验室中4200例肿瘤之分析”,侯宝璋所写的“在渗透膜内培养结核杆菌”、“济南牛奶之细菌检验”、“胸部肉瘤之示例”的论文均作了交流。
  1933年由黄曼欧主编《病理学总论》由浙江青白印刷局正式出版,此为我国第一部出版的病理学参考书。1933年10月30日在上海雷氏德研究所召集了23位病理工作者,商讨成立“中国病理学会”事宜,并推举劳卜生、汤飞凡和谷镜汧为执行委员,并制定了“中国病理学会”章程,但其以后的详细活动却未找到记载。1934年,由侯宝镜编写、慕如宾绘图正式出版了《实用病理组织学》。在1935年纪念中华医学会成立的20周年的专刊上,林振纲写的“心冠动脉之硬变及梅毒之病理”及“中枢动脉系统硬变性疾患之病理、谷镜汧写的“细菌病性肾动脉瘤”、谷镜汧和吴在东合写的“两例疑属偻麻质斯性先天性心内膜炎”、吴在东和任庭桂合写的“乳房癌肉瘤”的论文均作了刊登。1936年,杨简在《医育》杂志上发表了题为“203例尸体解剖的死亡原因与气候的关系”的论文。次年,梁伯强和杨筒又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广东中国瓜仁虫症(clonorchiasis sinensis)的病理解剖研究”,并报道在该院的250例尸检中,中国瓜仁虫病(即肝吸虫病)就占了50%,可见肝吸虫病在我国南方一带流行之严重。1939年谷镜汧随上海医学院迁校至昆明,他对地方性甲状腺肿及克汀病做了许多研究。1942~1944年研究川南地区“痹病”是食盐中硫酸钡中毒所致。
  20世纪40的年代,国内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各医学院校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医学科学研究也处在萧条时期,根据1940年到1950年中华医学杂志的记载,有关病理学研究的论文发表甚少,其中最重要的是谷镜汧参考1943年美国出版的“病理学最新进展”(Recent Advance in Pathology)一文分别在1946~1949年的中华医学杂志上以“近十年来病理学之进步”为题,就“炎症”、 “网内皮系”、“人工癌研究’、“偻麻质斯(或风湿病)之病原”、“高血压症”、“流行性肝炎”等内容详细介绍了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颇为病理学界所注目。此外,许邦宪和吴光于1942年发表了题为“吾国血吸虫之大概”(病理)的论文,1950年杨简在上述杂志上也发表了题为“癌瘤的脱落细胞学诊断法的检讨”、“腺癌碱性磷酸酶和酸性磷酸酶的研究”等论文。
  我国近代病理学自学科的确立至发展,无论在教学或研究方面均较落后,发展速度缓慢,但经过近半个世纪在老一辈的病理学家的努力下,为新中国建国后的病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我国第一例人造心脏瓣膜研制及成功用于临床的经过


从1963年开始,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胸心外科著名专家蔡用之教授带领全科主要专业人员,瞄准国际前沿,以大无畏的创新精神,大胆地提出了研究国产人造心脏瓣膜这个课题。在当时国际条件对我国处于封锁状态,国内医疗工业非常薄弱的情况下,蔡用之教授克服重重困难,不断试探摸索,开始了研制国产人造心脏瓣膜。先试用牙托塑料做成球型阀体,自行焊接成笼形支架,制成雏形的笼球型瓣膜,经过动物实验反复失败,以后又奔波于全国各地,寻找医用材料。在炎热的夏天,我们顶着烈日酷暑;严寒的冬季,我们顶着逆风,奔走求援,寻找制作材料与单位。实在饥俄了,就在当时荒芜的五角场仅有的牛肉面馆吃碗面条已经满足了。于1964年初,终于联系到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与上海硅橡胶研究所,按中国人的体格设计出人造球型心脏瓣膜,经过一年多的动物实验,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克服了各种困难,做了将近200多条犬的大型动物实验。在实验过程中,为了严密观察各项指标,实验人员住在实验室,整夜不能睡觉,守护与看管实验犬的变化。为了为动物留小便,当时不会插导尿管,就在狗笼下面放一个塑料布,收集小便;为了给狗吃抗凝药,用竹筒插入狗嘴里,用水灌进去。实验人员经过反复的观察于总结,探索出手术的规律,动物的成活率达70%。功夫不负有心人,成活的犬在运动场上疾驰1000多米,最长成活高达2年多时间,表示人造瓣膜功能良好。经过解剖观察,国产人造球型瓣膜结构正常,根据当时的标准,可以向临床过渡,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1965年6月12日是个难忘的日子,也是值得庆贺的时间。因为施行我国第一例二尖瓣置换的手术开始了。当时,应用的是早期的转碟式氧合器,采用深低温体外循环,股动、静脉插管,采用左胸后外侧切口,经左心耳切口显露二尖瓣,经过长达4小时40分钟艰难地完成了置换手术。术后4个小时病人清醒,8个小时拔除气管插管。当时用的心肌药物仅有肾上腺素与西地兰,抗凝药物是持续静滴肝素。监护病房的设备非常简陋,是陈旧的地板结构,行走都引起振动,为了良好的护理和合理准确的静脉滴注药物,特护人员走路都要轻手轻脚,唯怕影响治疗效果。蔡用之教授、尉挺教授与耿振江教授在病房住了一个多月,张宝仁教授与龙国粹教授轮流在病房监护了6个月,而且每天都要抽自己的血液作凝血酶原作对照。蔡用之教授感慨的对上级领导说:“我们的班子是个很团结能战斗的班子,是个吃大苦耐大劳的班子”。我们当时的赵安泰政委很有感慨的说:“古人说一字值千金,蔡教授你为写出国产人造瓣膜这几个金光大字,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我简短的这段回忆,目的是为了再现当时的情景,为了怀念我们的恩师蔡用之教授与耿振江教授刻苦的工作作风,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我国第一例人造心脏瓣膜置换术成功后,标志着我国瓣膜外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我国心脏瓣膜外科发展的重要标志,引起了社会上重大的反响,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被列为当年全国十大新闻之一,《人民日报》等全国各主要报纸,都以显著的版面,较为详细的报导了这一开创性的成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胸心外科集体一等功,蔡用之教授被授予个人一等功。这些荣誉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鞭策,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又连续施行了14例二尖瓣置换术,效果良好。
20世纪中国口腔医学十大事件

1.1917年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正式设立牙科系

1917年美、加基督教会在1909年联合创办成立的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正式设牙科系,两年后扩建为牙学院,是西方国家在我国最早建立的近代高等牙科教育专业,在我国开始按西方近代牙医学模式培养我国高等牙科医师。1928年成立牙症医院,同时建成我国第一座牙科大楼。1934年美国纽约州大学决定授予该院毕业生牙医学博士学位,学制七年,至1949年牙科毕业生人数为157人。50年代初,我国对口腔医学教育机构进行了调整,将华西协和大学牙医学院牙医学部改为口腔医学院,1953年改名为四川医学院口腔医学系,1987年又改名为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现为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2.1929年司徒博主编《齿科医学全书》出版
我国牙医学教育的开拓者留日归国学者司徒博1926在上海开办齿科讲习所,不久因学员日众扩建为中国齿科医学专门学校。司徒博主著《齿科医学全书》于1929年1月初版,商务印书馆出版,人文印书馆印刷,中国齿科医学书局发行。全书共分4集16编,由胎生、组织、解剖、生理、治疗、充填、矫正、细菌、病理、口腔外科、药物、材料、技工、继续与架工等组成。1932年司徒博主编《齿科医学全书》增订再版,畅销于国内及新加坡印尼等东
南亚国家,使不少国人牙医学校得到了有益的教材,1946年又在上海成立学制四年制私立上海牙医专科学校。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长期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内部战乱,牙医学的发展极为薄弱,尚未建立起巩固的学术力量和学科体系,更没有出版规划性高等院校牙医学专业课程教材。司徒博主编《齿科医学全书》是我国近代史上国人民间编著的第一部齿科医学全书。

3.1935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设立牙医专科学校
1935年我国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设立牙医专科学校开始招生,学制三年,该校是我国第一所国立牙医学校。该校是我国第一所国立牙医学校、校长为黄子濂,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四年,1936年又增设牙科护理班,学制2年,并筹建牙症医院,建成后因抗战而西迁,未及使用,***战争爆发,1937年随中央大学迁至成都,1938年牙医专科合并中央大学医学院扩建为牙本科专业,学制6年,系主任陈华,抗战胜利后,1945年迁都南京复课。50年代初,我国对口腔医学教育机构进行了调整,将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牙本科及牙专科,先后更改为南京大学医学院牙本科,第二军医大学牙科,第五军医大学牙科,1952年定为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系,1989年又改为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4.1946年《华大牙医学杂志》创刊
1946年1月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创刊《华大牙医学杂志》(双月刊),林则任主编,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杂志出版委员会编辑,内文有中英两种文字。编委来自各地,读者遍及全国。1948年该刊改为《华西牙医》,1950年改名为《中华口腔科杂志》,迁移北京,由于中华医学会主办,总编辑毛燮均,宋儒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1966年停刊,经过10年***,于1978年复刊。1986年从季刊改为双月刊,1987年改名为《中华口腔医学杂志》现任主编张振康。该刊为报道我国口腔医学各学科的成就的全国性学术性期刊。1983年8月由华西医科大学和中华医学会四川分会又重新创刊《华西口腔医学杂志》(季刊),王翰章、王大章先后任主编,编辑部设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现任主编周学东。

5.1954年口腔医学在我国的形成
50年代初期,一方面,我国学习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与口腔医疗服务模式。例如,将牙医学专业更名为口腔医学专业,将全国各医院牙科和各牙症医院,更名为口腔科和口腔医院。另一方面,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我国有大量的口腔颌面战伤病员需要救治,口腔颌面战伤的医疗与整形、修复成为我国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1951年由牙医学专家组成的“颌面外科手术队”赴东北参加抗美援朝救治伤病员中工作,东北、南京、上海、成都、北京等地区相继建立了口腔颌面外科专科病房。这一时期牙医学的不少骨干力量纷纷转向口腔颌面战伤的医疗与整形,为了战争的需要,致力于发展口腔颌面外科。1954年中央卫生部与高等教育部共同召开了高等医学会议,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将我国口腔医学专业划分口腔内科学,口腔外科学和口腔修复学三部分的专业教学计划,规定了我国口腔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全面系统的现代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口腔专业知识,掌握现代口腔医学基本医疗技术,能独立担任常见口腔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以及修复工作,并具有初步研究能力的口腔医师”,取代了旧的牙医学教育计划。口腔医学的建立,客观上造成了我国牙医学人才向口腔颌面外科专业转移对于短时间内骤集专业人才,满足口腔颌面战伤救治的需要,直接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口腔颌面外科与整形外科的创立与发展,促进了我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展,这也成为我国目前口腔医学在国际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6.1965年在广州实施公共饮水加氟
氟化水源是调节低氟区供水系统的氟含量,达到一个适宜的浓度,用来预防龋病,是一种迄今世界上最有效、最经济、最易行的公共卫生措施。1965年我国在广州芳村区作为试点,在自来水内加氟防龋,半年后在全市推广应用。加氟标准平均为0.8ppm,1975年改为0.7ppm,1976~1979年中断加氟。氟化水源10~13年后,15岁以下儿童的龋均由1.9降至1.0,龋均下降为47%,龋患率下降为20%~60%,获得防龋效果。由于出现氟斑牙流行,1983年停止加氟。在自来水停止加氟后五年,据张和光(1989年)对广州市芳村区中学生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恒牙龋患情况明显加重,发病率由1983年的25%上升为43.4%,龋均数由0.49上升为1.07。全国氟素防龋专题研讨会(1991)建议,要根据我国国情与各地区不同的状况,积极提倡选择有条件的龋病高发区,开展饮水加氟的试点研究,以便总结和提供我国的具体经验。但必须强调,要严格选择,周密调查和充分论证。一旦施行,一定要切实加强科学管理。

7.1989年成立全国牙病防治指导组
1989年初我国卫生部决定成立了全国牙病防治指导组,由卫生部医政司司长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口腔卫生保健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其主要任务,协助卫生部制定全国牙病防治工作和有关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规划,组织协调全国牙病防治工作和学术交流活动,推荐牙病防治重大新成果、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在短短的十年之中,指导组确定了我国“2000年人人享有口腔保健规划目标”,开展“爱牙日”活动,推广总结我国初级口腔卫生保健和学校口腔卫生保健工作经验,在我国口腔医学发展中已起着重要作用。1998年随着卫生部机构改带,由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任组长。

8.1989年牛东平医师获WHO世川卫生奖
牛东平医师自1976年起在山西运城地区开展平民口腔保健,建立口腔卫生学校为农村培养口腔保健人才,探讨适合我国农村口腔保健的道路。世界卫生组织协委会在1989年第83次会议上决定牛东平为1989年WHO世川卫生奖(4万美元)的获得人,以表彰他在我国农村口腔保健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成为亚州第1位获得此项卫生奖的人,这是我国初级口腔卫生保键工作取得突出成绩的一项标志。1989年又在山西运城地区口腔卫生学校建立了WHO口腔卫生合作中心,中心主任牛东平。

9.1989年国家卫生部确定全国“爱牙日”

1982年铁道部第一设计院门诊部牙科医师白成平创办《牙齿保健之友》报纸,1987年又促进兰州市开展了“爱牙日”活动,进行了大量的口腔健康教育实践活动,为在我国推行口腔健康教育作出特殊贡献。1989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牙病防治指导组工作会议上引起口腔界专家的重视,在口腔界专家的联名呼吁下,1989年国家卫生部确定每年9月20日为“爱牙日”,其宗旨是通过“爱牙日”活动,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群众中进行牙病防治知识的普及教育,增强口腔健康观念和自我保健意识,建立口腔保健行为,从而提
高全民族的口腔健康水平。每年这一天,全国将开展广泛的口腔健康教育活动,使我国的口腔健康教育走上了有目标、有组织、有监测、有评价的轨道。我国“爱牙日”活动一届比一届更轰轰烈烈,一届比一届更扎扎实实,95北京“口腔健康大世界”、96全国“口腔健康大行动”,97- 98全国“牙防新长征”,广大群众的自我口腔保健意识已明显加强,事实已向人们昭示,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口腔健康教育创举,对人们的口腔健康意识与行为的培养,促进口腔健康有重要作用。我国“爱牙日”活动的确立是我国政府和口腔
医学界的一项非常有远见的创举。在世界上,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响。

10.1996年成立中华口腔医学会
我国医学工作者于1915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华医学会成立大会,1952年中华医学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口腔科学会,1996年经国家卫生部审批和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注册登记,中华口腔医学会成立,成为我国医学科学工作者的最高学术性群众团体,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卫生部双重领导。主要开展的工作有,编辑出版学术期刊,通过召开各种学术会议为会员和其它医学卫生人员提供交流,现任会长张震康,副会长邱蔚六、周学东、马轩祥、樊明文、栾文民,中华口腔医学会成立将为促进我国口腔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口腔医学学科的发展,在中华口腔医学会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牙体牙髓病学、口腔颌面外科、口腔材料、牙周病学、口腔病理、口腔预防医学、口腔修复学、口腔正畸等专业委员会。中华口腔医学会组织的各种学术会议和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为我国口腔专业人员提供了交流口腔医学科技成果和提高专业技术的机会。
一,中国大陆的急诊医学
1 急诊医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1980年10月,国家卫生部颁发《关于加强城市急救工作的意见》,强调加强急救工作领导,健全急救组织,逐步实现急救现代化,相继建立了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模式的院前急救专业医疗机构。1981年,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成立,1983年又颁发了“城市医院急诊室(科)建立方案”明确提出城市综合性医院要成立急救科;1984年6月,国家卫生部下发了《医院急诊科室建设的通知》,指出“急诊医学已发展成为新兴独立学科,必须改革现行管理体制,把急诊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党和国家对急诊医学的重视为我国急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和人才基础。1986年11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救医疗法”(草案第二稿);中华医学会急诊学会于1987年5月正式成立。1987年11月和 1989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城市急救和急诊与灾害医学国际会议,至此,我国急诊急救医学被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2002年4月,中华医院管理学会急救中心(站)管理分会成立,2003年国务院颁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下拨114个亿加强应急救援及应急救治系统建设,进一步确立了急诊医学在医学发展中的地位。急诊医学发展是社会的需要,是医院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临床医学发展的需要。
2 现有急诊科模式
(1)依赖型:只有专职主任,个别固定医师和护士,工作主要依靠各专科医师完成。
(2)支援型:有固定的医师和护士,能完成大部分工作,还需各专科经常性的支援。
(3)自主型:急诊科有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与各专科只是会诊和协作关系。
按照上述分类原则,根据2001年中华医学会对53所医院急诊科进行的调查显示:仅有3个急诊科为自主型,其余多为支援型和依赖型。表明急诊医学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且发展很不平衡。
院前急救和医院急诊科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北京模式:急救中心包括院前急救和院内的病房及急诊,其本身也是一个医疗中心,下设急救站,120救护车将病人送到医院或接回急救中心;各医院仅设立急诊科,院前急救均由急救中心负责。但从去年起急救中心已不再设立病房和急诊,仅负责院前急救。
上海模式:院前急救医疗服务统一指挥,根据所在地区医院的急救半径,派救护车送往较近的医院进行抢救;
重庆模式:急救中心与医院合二为一,医院急诊科直接承担院前急救任务;
广州模式:由急救指挥中心根据医院所在位置由医院直接派救护车进行现场急救。
二,中国大陆急诊医学初探
我国大陆急诊医学虽发展时间尚短,但近年来发展较迅速。在院内急诊科的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型医院均建立较合理、规范的急诊科布局,并建立了具有特色的急诊监护病房,在新技术新项目的运用上已有了巨大提高。但就全国急诊医学普遍的现状来看,我国的急诊医学尚处于较落后状态,在很多方面须借鉴国外成熟的急诊模式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适合自身的急诊医学模式。
1 急诊专科与通科医疗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急诊医疗属于通科医疗,急诊医师必须经过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多专业急症医疗训练以及急诊医疗危重症抢救训练,从而对急诊患者进行初步认识、评价,处理及进一步处置安排。而中国急诊医疗(院内急诊)从一开始建立就实行分科急诊。其原因在于:(1)先有急诊医师,后有急诊住院医师训练项目;(2)急诊住院医师训练项目还不规范;(3)急诊医师缺乏准确定位;(4)专科化进程迟于西方国家,从而在西方国家医疗专科化趋势逐渐减弱的同时,中国才进入专科化的高峰期。
2 有别于西方国家医院急诊医疗流程 我国绝大多数医院的急诊室(科),除抢救患者时急诊医生必须到抢救室工作外,其余均是模仿门诊医疗模式对待急诊患者,即让急诊患者围着急诊医生转。这就造成急诊患者流程与门诊患者流程混淆;在急诊患者中,按病情程度不同来区别配置急诊资源观念淡漠;“以患者为中心”的医院工作理念淡漠;急诊护理与急诊医疗环节脱节。
3 急诊医学住院医师培训项目 通科急诊医师培训或是专科急诊医师培训项目决定了急诊医疗专业发展方向。完善的住院医师培养计划建立与实施是形成专业学科的基本条件。没有相当数量经过急诊医疗专业训练的急诊医师,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急诊医疗学科。
4 建立特色急诊医疗 建立通科急诊或事实上已形成的相对通科急诊,不应当拒绝建立自己的专业特色。即便在众多的急诊急症疾病中,选择某些急症或创伤作为发展重点与特色,对于科室与学科发展、一专多能、急症专病管理建设和科研与教学颇为有益。况且特色医疗是一个临床学科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在目前激烈的医疗竞争市场中也尤为重要。
5 新技术、新项目在急诊医疗中的运用 急诊医疗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它专业成熟的新技术、新业务项目尚未能在急诊医疗中广泛开展。某些急症处置措施常常落后于其它专科对该急症处置1~2年,甚至更长,从而使急诊患者进入急诊医疗体系后不能获得与这家医院相适应的医疗处置质量。跟踪与引进其它专业新技术、新业务在急诊中的运用是急诊科刻不容缓的任务。
6 急诊病历及其病历资料管理 长期以来,国内急诊病历沿用门诊病历管理方式,相当多医院急诊病历随急诊患者在急诊科医疗活动的完成而被患者带走。急诊科乃至医院不能保存急诊病历,从而导致急诊医疗质量评定与监控困难。急诊医疗流行病学、急诊医疗管理与临床研究也缺乏基本临床数据与资料。因此,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急诊病历使用与管理系统实为必要。
7 急诊护理  现行的急诊护理工作主要限于急诊抢救患者、急诊观察患者以及急诊静脉输液治疗的患者。然而上述急诊患者仅仅是急诊患者中的一部分,大部分急诊患者并没有急诊护士接触,没有护理干涉与评估。整体护理概念在急诊护士中比较模糊,整体护理在急诊科的实践更是滞后。由于急诊护理的滞后状态,直接或间接影响急诊整体医疗质量与服务质量。
8 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急诊一体化医疗体系  一体化的急诊医疗体系是包括院前急救中心(站)、医院急诊科和ICU或CCU或专科病房有机地联系起来的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医疗机构。在院前急救方面,我国各地区普遍还很落后,应借鉴法国、美国的长处,建立有效的急救通讯网络,使得急救车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准确的位置。并且要加强院前急救的水平,急诊医师应介入到院前急救中去,尽可能在现场及转运途中平稳患者的病情,使抢救的成功率及速度能得到提高。此外,还应重视院前急救中心与医院急诊室的交流,使得救治过程更顺畅、严密。这是在国内特别是北京地区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医院急诊科的建设应借鉴香港的布局模式,即急诊布局ABC:A区为抢救区,送入A区的病人,不经挂号、分诊,即刻送到抢救室展开抢救;B区为危重病就诊区(分内外科就诊区),主要适用于不易搬动的危重病者;C区主要适用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急诊患者即轻型病人就诊。而急诊科医师的培养则应专业化,即培养专业的急诊科医师,而非各专科医师的简单集合。关于急诊科医师的培养则应体现一专多能的特点,即每一名医师除了掌握急诊医学的全面知识,又要在某一专业领域内学有专长。在建设监护病房方面,考虑到我国就医的患者以老年人占多数,而这一部分病人通常患有多科疾病,不能收入专科病房治疗。这就需要急诊科建立一个可以收治此类患者的综合病房及监护病房,并且也可根据本医院的优势建立相应的监护病房。
三, 结语
应该说我国的急诊事业在短期内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急诊界的人士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我们要不断汲取先进的理念和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健全急诊医疗体系,使我国急诊医学专业的发展达到队伍专业化、装备现代化、管理制度化、技术标准化、信息网络化、急救普及化、水平国际化,为国民的健康作出应有的贡献。
【医学】最早的针灸铜人
针灸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宋代以前只有文字叙述或图形表示,而且错讹较多。北宋天圣5年(1027年),东京翰林医官王惟一,经过反复研究,集针灸、铸造、雕塑之精华,终于由他设计、监制而铸造了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两具针灸铜人。这两具铜人,—具放在翰林医官院,一具放在大相国寺。

  针灸铜人身高162厘米,胸围88.6厘米,为男性全裸立像,造型逼真,结构精巧,全身铸有经络和针孔穴健354个。铜人四肢内有木刻骨骼,体腔内有木制脏腑,可分可合。铜人经涂蜡穿衣,内注清水,即成为教学和考试的模型,受试者如能准确地找到穴位,则针入水出,稍有偏差针就不能刺入,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医学教学模型和人体解剖模型,在铸造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宋以后各代均将其视为国宝,称为“天圣铜人”。天圣铜人在开封陈列了整整100年,北宋亡后,几经沧桑,一具至明末战乱时丢失,一具于18世纪末流落到日本,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历代仿宋天圣铜人而铸的,明代有“正统铜人”、“嘉靖铜人”,清代有“光绪铜人”。1987年,全国中医、美术、考古等各界专家齐集开封,终于将失传的天圣铜人再造出来了!而且仍然存放在大相国寺。你若到大相国寺拜佛的时候,千万可别忘了去看天圣铜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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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要提到 王振义 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七十年代末,王振义从事于肿瘤诱导分化疗法的探索。从1979年至1986年研究了一些诱导分化药物和治疗方法,均未成功。1986年在体外试验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国际上首次应用国产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取得了十分满意的效果,挽救了一些频死患者的生命。法、日和美国等学者都证实了这一结果,他们论文的发表,已晚于我国二至三年。到目前为止,应用全反式维甲酸联合砷剂联合化疗和砷剂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完全缓解率已达85~95%,5年存活率已在85%以上。这一成果为肿瘤可以通过诱导分化治疗的理论和治疗途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重视。1988年发表在国际杂志《Blood》的论文,2000年获美国ISI引文经典奖,该奖表彰我国从1980年至1998年所发表的论文在国际上引用最多的47篇论文,至2000年,该论文已被引用1000次以上。2000年美国Lichtman等教授编写的“20世纪具有标志性的血液学论文”一书中,该文被列为86篇标志性论文中的一篇。
上本科的时候,老师好像讲过青蒿素是目前唯一一种中国自主研发的得到各国认可的药物。
中国的药物研发,唉

转载

青蒿素的发明之路

  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火弥漫,疟疾也大肆流行。当时,疟原虫对王牌抗疟药氯喳产生了抗药性,致使全球疟疾的年发病人数达到数亿,病人死亡率急剧上升。为此寻找新结构类型的抗疟药成为全球棘手的热点和难点,人们对此进行了大量工作而未获得满意结果。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于1969年开始了抗疟药研究。

  疟疾对世界来讲是常见病,在中国还是一种古老的疾病,早在公元前12世纪就有记载。我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工作后系统地学习过中医药。这使我坚信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许多值得我们努力探索的精华。我们经系统收集历代医籍、本草,从中整理归纳出200多方药。历经380多次样品的鼠疟筛选,1971年10月终于在经历大量失败后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筛选的成功。中药青蒿治疗疟疾最早见于公元340年间的东晋《肘后备急方》,作者是东晋医学家和炼丹化学家葛洪(281-341AD)。青蒿素的发明就是得益于传统中医药学。1972年从中药青蒿中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命名为青蒿素,对鼠疟、猴疟的原虫抑制率达到l00%。1973年经临床研究取得与实验室一致的结果,抗疟新药青蒿素由此诞生。青蒿素是具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化合物,正是我们苦苦寻找的全新结构类型的抗疟药。这充分说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医药学确有精华,经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是可以为丰富世界医学做出重要贡献的。青蒿素对疟疾具有"高效、速效、低毒"的突出疗效。1981年10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由世界卫生组织等主办的首次"青蒿素专题"国际会议上,我曾以《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为题发言,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并认为"这一新的发现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发现这种化合物独特的化学结构,它将为进一步设计合成新药指出方向"。1986年,青蒿素获得一类新药证书,其后双氢青蒿素也获一类新药证书。这些成果分别获得国家发明奖和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

  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第51届大会提出了在21世纪"控制疟疾"的响亮口号。青蒿素和它的衍生物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我们愿这一发明每天能把数千危难中的人们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作为青蒿素的发明者,我衷心希望它在新的世纪为人类健康做出新的贡献,使我们的明天更加美好!
提一个

也许很多战友都不了解“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可就是这个基金会,创建了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一所医学院--(医科院)协和医科大学。且该基金会是中国许多医科大学(医学院)的最大赞助者。

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华医学基金会”与中国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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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是我国近代教育体制重大转变的时期,封建科举制度被废除,近代西方教育制度被引入,就医学教育而言,国家、地方、及私人开办的新式医学校陆续建立,教会及外人办的医学校在调整和扩充。正值此时,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罗氏基金会)介入中国的医学教育,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09年盖茨建议洛克菲勒资助东方教育委员会,希望能在中国建立一所纯西方式的大学,以为中国政府提供一个样板并可培养新式医师,但他的计划未被接受。1913年罗氏基金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并成立了国际卫生委员会。作为董事之一的盖茨与另一董事格林(Creene JD.)再次提出在中国推行现代医学教育的建议。董事会在1914年元月,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在中国进行医学教育的问题。同年派遣芝加哥大校长古德森(Cudson HP.)、哈佛医学院医生皮博迪(Peabody FW.)和美国驻汉口领事格林(Greene RS.)等组成考察团,专门到中国调查医学和医学教育的情况。从1914年4月起,对北京、天津、济南、汉口、长沙、南京、苏州、上海、香港、广州、汕头、福州等地的医学院校和医院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10月,考察团向罗氏基金会提交了“中国的医学”的报告。报告指出应在中国办医学教育事业,开展长期、大范围的医学活动,并提出了援助医学校和医院的意见及办法。罗氏基金会随即于1914年12月11日成立了罗氏基金会的驻华医社即中华医学基金会,并任命格林为医社的驻华代表。
  1915年夏,中华医学基金会派遣第二个考察团来中国,对中国的医学与医学教育作进一步调查,并建议在北京和上海各办一个医学校。中华医学基金会于1915年与伦敦会协商后达成了接办协和医学堂的协定。除原价购买该校原有房屋地皮设备等财产外,由中华医学基金会负责该校的一切开支,并且着手改组协和医学堂。1928年5月,罗氏基金会决定把中华医学基金会改为社团组织,独立于罗氏基金会,成为直接掌管协和医学院的机构。为此,罗氏基金会于1928年拨款1千2百万美元作为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基金,用于发展协和医学院及基金会在华进行医学教育活动。中华医学基金会一直受罗氏基金会的直接控制,机构设在纽约,派一代表常驻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会主要由中华医学基金会控制。校董事成员最初均为外国人,1926年始有中国人施肇基参加。1929年之后根据政府规定才有半数以上的国人充任董事,但董事会并无真正独立权力,经费预算及高级领导人员聘用需经纽约方面批淮同意。由于上述机构之间常常出现矛盾,也影响了协和医学院的发展。
  1942年初,协和医学院被日军占领而被迫关闭,但中华医学基金会仍一直为协和医学院图书馆订购所有外文有关科技期刊杂志,并继续支持内迁至成都办学的护校。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协和医学院校董事会派代表从日军手中收回全部校产,重建协和医学院。
  除协和医学院外,中华医学基金会还对湘雅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校、上海医学院等学校给予过经济资助。也援助过芜湖总医院、南京大学医院、苏州医院、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等医疗机构。还支援了中国某些学校和医院的人员到协和医院或到国外进修的机会,通过赠予中国教会医学会(***会)和中华医学会经费,支援医学名词委员会统一医学名词、翻译医学文献及出版工作。中华医学基金会还支援过定县的农村卫生事业和在周口店开展的古生物学研究工作等,可见中华医学基金会已渗透到中国医学事业的各个领域,对我国近代医学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临床营养学百年发展史

1938年中国中华医学会特刊第10号发表《中国民众最低限度之营养需要》。
1945年中国营养学会成立。
1952年中国出版《食物成分表》。
1958年中国《营养学报》创刊。
1959年中国进行首次全国性营养调查。
1980年中国报告硒与克山病的研究工作,提出人体硒的最低需要量。
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修订《推荐的每日膳食中营养素供给量(RDA)》。
1989年中国营养学会发表第1版《中国膳食指南》。
1992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主编《食物成分表》(全国代表值、全国分省值)出版。
1992年中国营养学会组织第3次全国性营养调查。
1993年中国《中国临床营养杂志》在北京创刊。
1993年国务院颁布《九十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
1994年中国《肠外与肠内营养》在南京创刊。
1997年中国营养学会发表第2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特殊人群膳食指南,以及《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首次举行营养师资格考试,并决定每年举行1次。
2000年中国营养学会发表《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DRIs)》。
2001年国务院颁布《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的纲要》(2001-2010年),其中提出在我国将实行营养师制度。
2003年中国疾病预防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主编《中国食物成分表2002》出版。
2003年中国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2003年中国科学院在上海市成立中国科学院营养科学研究所。
2004年中华医学会成立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
2004年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发布《中国新生儿营养支持临床应用指南》
2005年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发布<住院患者肠外肠内营养支持指南>

军内

1957年我军首次提出《军人日膳食营养供给量》。
1960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四所研制成功我军第1代军用口粮。
1972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四所研制成功长效核黄素和维生素C。
1978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四所研制成功我国第1代结晶氨基酸注射液。
1980年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与上海东海制药厂合作,研制成功我国第1代要素膳。
1988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四所与舟山制药厂合作,研制成功多烯康胶丸(鱼油胶丸)。
199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日膳食营养素供给量》(GJB823-89)。
199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食物定量标准》(GJB826-90)
1994年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成为国内唯一的临床营养硕士学位授予点。
1994年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组建全军临床营养中心。
1996年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成为国内唯一的临床营养博士学位授予点。
1998年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成为国内唯一的临床营养博士后流动站。
1998年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日膳食营养素供给量》(GJB823A-1998)并正式公布。
2001年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食物定量标准》(GJB826-2000)并正式公布。
恩,我知道的,中国近代骨科的发展

中国骨科学有悠久的祖国正骨医学,又有西方骨科学的成就。自明朝时期(1348-1644)西方医学以通商和传教方式传入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纷纷在中国建立教会和医院,西方医学以英、法、德、俄为主,首先从中国沿海各省传入。他们的外科技术,震惊了中国的医学界,纷纷派人去国外学习。 1887年3月,英国医生J.G.Kerr在上海创刊了《中国***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英文版),会报第一期登载了“肩关节脱位”的骨科论文,这是第一篇在杂志上刊登的骨科论文。该杂志于1907年改名为China Medical Journal。1932年该杂志又与《中华医学杂志》(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1915年创刊)的英文部分合并组成《中华医学杂志 (英文版) 》(China Medical Journal),它大量记录和报道了中国骨科学前进的历程。名称一般由四部分依次组成: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特点+组织形式 或者 字号+(北京)+行业特点+组织形式。

十九世纪末,英、法、德、德等国陆续在我国开办了医院和医学院校,而与中国骨科发展有较密切关系的有:上海圣约翰大学(1904)、上海同济医学院(1907)、上海震旦医学院(1908)、四川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1910)、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1910)、北京大学医学院(1912)、湖南湘雅医学院(1915)、北京协和医院(1921)等。

1921年协和医院外科成立了骨科和泌尿科专科,这标志着骨科在中国开始成为外科中的独立分科,由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的George Wilson Van Gorder 任骨科副教授。在此期间,我国许多出国留学深造的医学生相继回国,在骨科学方面的有: 牛惠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1919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任助教一年, 他和胡兰生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担任骨科教授,1930年牛惠生在上海徐家汇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骨科医院。孟继懋1925年在美国Rush医学院毕业后回国,在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从事教学和骨科临床工作,以后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骨科教授和北平中和医院骨科顾问及副院长直到全国解放, 1958年任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任廷贵1936年在上海医学院任骨科教授。叶衍庆1935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医学院进修骨科,1936年获骨科硕士学位,1937年被接纳为英国骨科学会会员,回国后,在上海仁济医院和Marshall Jackson Polyclinic开展工作。屠开元1930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 获医博士学位,1933年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在Bohler教授指导下进修骨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立即回国参加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曾任抗日战争期间骨科主任。为适应抗日战争需要,1937年中华医学会总会(上海)成立了骨科小组,由牛惠生、胡兰生、叶衍庆、孟继懋、任廷贵和富文 寿六人组成,积极组织伤员的救治工作。骨科小组的成立,标志着骨科在我国已成为独立的专科,同时也是骨科学会的雏形。

30年代从国外回来的骨科医师还有吴英恺(1930)、赵长林(1940,任山东齐鲁医学院骨科主任、院长)、方先之(1936)、陈景云(1940),他们分别在协和医院骨科任职。40年代出国深造陆续回国的有陆裕朴、王桂生、过邦辅、陈景云、谢锡奈、杨克勤、冯传汉、沈天爵、何天琪、范国声、陶甫、田武昌、周润淙等人,他们先后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骨科论文并出版了许多骨科专著。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和社会状况,虽然骨科已具有众多人才,但骨科学和骨科小组并无明显发展和活动。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骨科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骨科在各大医学院成为独立的一门专科,并在各大医院以及各厂矿和县级以上城市的医院普遍建立。举办了各种骨科医师进修班,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骨科的理论与技术得到了提高。 60年代前后,骨关节结核的手术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断肢(指)再植等方面均领先于国际水平,对创伤急救,抗休克、抗感染的治疗和预防,以及创面处理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北京、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骨科研究所,普遍建立了骨科病床,至70年代骨科病床在30张以上已普及到部分地区级医院(部队师级以上的医院),县级医院也出现骨科专业小组或骨科专职医师。国内的大型(骨科病床在300张以上)以骨科为重点的综合性医院也相继出现在津、京等地。

十年***,广大的骨科医务工作者仍然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努力完成治病救人的医疗任务,在骨科的基础理论研究、骨肿瘤、显微外科与人工关节置换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绩,取得了成果。粉碎“四人帮”后,在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骨科工作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鉴于骨科在全中国已普遍开展,骨科队伍益见壮大,1978年孟继懋教授、叶衍庆教授倡议并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并经申请批准,于1980年5月在天津举行中华医学会第一次骨科学术会议时正式宣布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成立。选举冯传汉为主任委员,聘请叶衍庆为名誉主任委员,陶甫、过邦辅、杨克勤为副主任委员。大会请冯传汉教授作“我国骨科三十年来的成就和今后的展望”,这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一次盛会,受到医学界的欢迎。会上对一些已故的知名中西医骨科专家如孟继懋、方先之、陈景云、杜自明、葛云杉、范国声、刘润田、陈敏、沈天爵等医师表示深切哀悼,对他们为提高我国骨科水平,培养骨科人才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致以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会上同时作出创办《中华骨科杂志》的决定。经过积极筹备,在全国骨科医生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骨科杂志编辑委员会,由陶甫任主编,于1981年出版并公开发行了第一期《中华骨科杂志》,受到了国内外医务工作者的欢迎。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骨科学分会。

自1980年5月骨科学会成立以来,到现在共举行七次全国性骨科学术会议,每次会议都显示我国的骨科水平不断提高。第二次全国骨科学术会议1985年举行。会议以骨肿瘤、关节疾患、骨科基础研究、新的诊断方法、治疗技术以及骨科医生培训等内容为重点。并选举出第二届全国骨科学会委员会委员39名。并改选了骨科杂志编委会,过邦辅任主编。第二次骨科学术会议上还分别成立了脊柱、骨肿瘤、基础研究学组。会后又成立了骨折内固定、手外科、骨关节创伤学组。各学组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有关专业医生的相互联系,定期召开会议,促进学术研究和交流,创办了杂志,如《手外科杂志》、《骨与关节损伤》等。

1989年举行第三次全国骨科学术会议。这次大会会骨科学会委员进行了改选,王澍寰连任主任委员,过邦辅、郭世绂、吴之康为副主任委员。

第四次全国骨科学术会议1992年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是规模较大的一次盛会,到会人数763人,除国内骨科学者参加外,还有以色列、美国、德国等国代表参加,台湾省也有骨科学者代表出席会议。专题小组分创伤、脊柱、手及显微外科、骨肿瘤、骨病及手术等。这次大会展示了我国骨科事业蓬勃发展,人才辈出,许多成果已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尤其要提出的是这次大会采用壁报展示方式配合显示成果,图文并茂,具体生动,简易明了,便于阅览和探索,效果较好,使大会达到了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提高的预期目的。大会还组织了两次纪念性的讲座,一次是请北京医科大学冯传汉主讲“中国骨科的回顾和发展”以纪念骨科前辈孟继懋和方先之教授;另一次是请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过邦辅教授主讲“谈下脊柱手术失败的问题”以纪念骨科前辈牛惠生教授和胡兰生教授,他们四位都是我国现代骨科的创始人,其中三位是1937年中华医学会骨科学组的创办人,而孟继懋教授更是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们都已离开了我们,他们为全国骨科事业付出了毕生精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缅怀他们。这次大会对骨科学会进行了换届改选,第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党耕町,副主任委员王澍寰、戴克戎、黄承达,秘书罗先正、尹大庆。

第五次全国骨科学术会议于1996年召开,党耕町连任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第六次全国骨科学术会议于2000年在北京召开,邱贵兴当选为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荣国威、杨庆铭、陈君长,秘书长侯树勋,党耕町任名誉主任委员。在本届委员会的领导下,扩大健全各学组,并成立了新学组—微创学组,同时积极加入各类国际组织,如:骨关节十年行动、亚太地区骨科学会等。

第七次全国骨科学术会议于2004年在广州召开,此次大会盛况空前,专题组分脊柱、关节、创伤、综合等,增加了壁报交流。同年8月在京召开换届选举大会,邱贵兴连任第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侯树勋、杨庆铭、裴福兴。

现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设置九个学组,分别为:创伤、骨质疏松、人工关节、基础学组、脊柱外科、微创、足踝外科、关节镜学组和肿瘤学组。

骨科大家方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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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首先声明,这并非是我的原创,这篇文章是我爱不释手的一篇珍藏,它详尽地阐释了湘雅与耶鲁的渊源,旧中国医学院草创的艰辛以及可敬的中美医学人,故今日怀着恭敬的心理发文上来.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找不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字,特向他表示歉意.也希望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能帮我补上作者的名字.

耶鲁曾经在湖南

(一)是谁惹来了耶鲁?

耶鲁是美国的著名大学,培养出的历届总统、国务卿、参众议员不计其数,获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也不计其数,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那么耶鲁与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湖南有什么关系呢?这却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

湖南省会长沙市内有一所历史悠久的医院——湘雅医院,它的对面隔着马路,就是并校后归属中南大学的湖南医学院了,而湘雅医院一度叫做“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其实湖南医学院在解放前一直叫做“湘雅医学院”的。所以“湘雅”既是医院之名,也是医学院之名。那么“湘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湘”字不难理解,湖南省之简称也,自古如是;而“雅”字呢?那本是“雅礼”的缩称,而这“雅礼”不过是“耶鲁”(Yale)的旧译而已。如此说来,“湘雅”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自然就是“湖南耶鲁”医学院及附属医院了。其实更值得一提的是,湘雅医学院是中国规模完善的第一所现代医学院,而湘雅医院也比声名赫赫的北京协和医院问世还要早上六年!那么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医学院竟设在了远离政治经济中枢的湖南长沙,而不是在首都或是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呢?这就说来话长了。

湖南这个地方有两个特点,一是富庶,自古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谓;二是人不安分,敢为天下先者众多,所以才有“无湘不成军”和“亡中国除非先亡湖南”之说。戊戌年那个孤身威逼武人袁世凯杀西太后不成,事败可逃而不逃,偏要以身殉难的谭嗣同,就是湖南人的典型标本,更不必论前之曾左,后之毛刘了。说这么几句题外话,为的是要说明,把“耶鲁”给惹进湖南,说到底还是湖南人自己这点犟脾气。

晚清国事日非,列强环伺,教案频起,湖南便适时出了个按捺不住的周汉。周汉,字铁真,宁乡人,曾入左宗棠幕府帮办营务,升陕西候补道,后因病返湘,寄居省城长沙,在宝善堂刊印图书。光绪十四年(公元1889年),周汉由于耳闻目睹西洋传教士来华日多,内中颇有包揽词讼、强占田产的不法情事,乃刊刻了一本专以反洋教为目的的通俗图册,题名叫做《天猪教》。之后周汉一发而不可收,秘密刻印散发类似的反教宣传品长达十年之久,且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流布于湖南全省,乃至于长江流域,华北西北,均有人暗中传阅。周汉的言论中,不外乎称世间只有儒释道三正教,其余皆为邪教、妖教、“天猪教”(取天主教之谐音);洋人来华只是想“谋中国江山,剥中国银钱,害中国性命”;说洋教士拿中国人剜眼、割肾、取胎、切奶,无恶不作;国人自应“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以卫道保种云云。周汉的宣传品对于催生后来的义和团灭洋风潮,应有相当之作用。周汉的免费宣传一干十年,清廷与各国传教士竟然俱不知何人所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洋人的催逼下明察暗访,发现这些印刷品多来自湖南长沙,终于侦知周汉其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洋人和上峰的双重压力下,按李鸿章给出的主意:“以别项劣迹,奏明酌量办理”,给周汉扣了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将他“照疯病例”留狱长期拘押监禁,时在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8年)。说起来思想政治犯另拟罪名定谳,以防人之口,真是由来已久呢。

周汉被囚,是在庚子之变前,但他的影响却及于庚子之后。当京城和华北的“拳乱”闹得汹汹然,而后八国联军登陆大沽口,进军北京解使馆之围,迫使“两宫西狩”的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络两广总督李鸿章,与洋人搞起了“东南互保”,其实是以理性的态度拒不执行慈禧与所有洋人开战的“乱命”,极力保持洋务运动好不容易才开创的现代化进程,这份苦心在乱平后是连老佛爷自己都不得不称赞的。可站在类似周汉的“华洋不两立”的顽固立场上来看,则“谓朝廷误信李、张则可,谓朝廷误信拳民则不可”(湖南邵阳欲组军“勤王”的贺金声语),所以“盖天下百姓之于洋人,莫不恨入骨髓,思图报复。向之所以未发者,畏李、张得挟天子以防制之”(出处同前)。在远离北方战乱中心的湖南,竟连续发生逆张之洞等维持和局意图的事件:衡州教案、辰州教案、贺金声欲组军勤王案,表现出强烈的仇洋情绪,恐怕不能说与周汉此前的大力宣传无关。于是张之洞处于微妙的局势之中,自然不得不委曲周旋,对内弹压,对外解释,虽勉力平息事态,却留下了“奴颜媚外”的骂名。

湖南人顽固排外的名声远播,竟然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耶鲁大学,激起了一群同样倔犟的美国年轻人的传教热情!他们属于此时刚刚成立的“雅礼中国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一成立就积极筹集资金,争取教师支持,到1902年共募集一万七千美元,成立了“耶鲁外国传教团”,建立了“耶鲁中国计划”(Yale in China),决心在中国纵深地区推行基督教教育,要“为上帝,为远东的兄弟们的福祉,贡献名曰‘耶鲁精神’的那种力量”,他们发誓要将基督精神发扬光大于最保守排外的湖南!而绝不愿意坐享其成,去诸如北京上海那样看起来更适合开展工作的地方。他们奔的就是长沙这个“散布以暴力手段对付传教士的言论中心”,真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呢。这大概就是“两个文明的冲突”?鉴古而知今,一百年前湖南“犟驴子”们保种卫道的执拗,比之今日之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何如?而当年耶鲁学子们的传教热情,比之今日小布什不惜动用武力,必欲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的“牛仔外交”又何如?真个是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乎?噫嘻,悲夫…… (二)两个前仆后继的美国年轻人

1902年,雅礼会中最热心的积极份子劳伦斯•萨尔斯顿(Lawrence Thurston)携夫人前来中国考察。他在学习了中文和调查了大量已经在中国扎根的传教士后,决定雅礼中国计划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个以医学为主的教育机构。他知道这个计划规模宏大,不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他沉醉于自己设想的美好前景之中。萨尔斯顿不是没有考虑过湖南以外的建校地点,他曾骑着毛驴去山西进行了艰苦的调查。然而,萨尔斯顿最终仍确认湖南才是个有特殊前景的地方,那里当时有2千1百万人口,以反洋情绪强烈著称,而这正是湖南人吸引萨尔斯顿的地方。他认为湖南人“有很强的阳刚活力、天赋领导才能、高度独立能力、非常吸引人为其工作”。不幸的是,萨尔斯顿的健康迅速恶化,被诊断身患肺结核,不得不在确定校址之前返回美国。在返回美国的海船上,萨尔斯顿悲伤地写道:“离开中国折断了我的每一根心弦,返回中国是我们的决心。我在祈祷我的回国能激励一些耶鲁学子履行自己的责任和权利,而不是使他们灰心丧气。”他到达加里福尼亚后不久就病故,年仅29岁。

雅礼会并未因萨尔斯顿的夭折而停止自己的中国计划,它仿照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印度设立传教会的方式,也在中国设立雅礼会,并发展会员。经一番选择与甄别,雅礼会决定邀请正在印度孟买行医的爱德华•休姆(Edward•H•Hume)代表雅礼会,到湖南行医,建立传教的立足点。然而休姆因祖父、父亲都在印度工作多年,此时他自己已在孟买开设了一家医院,视印度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不愿去陌生混乱的中国湖南。可雅礼会自有做思想工作打动休姆的办法:他们承诺让他去办一家最新式的现代化医院,而且在时机成熟时,要开办一家像休姆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那样的医科大学。这个诱惑太难以抵制了,特别是对于休姆这样一个年轻有为、事业心极强的医生来说。休姆专为此行学习了一年汉语后,终于在1905年携娇妻幼儿登船浮海而来,于次年岁初抵达长沙,这时他的年龄恰与萨尔斯顿去世时的年龄一样:29岁。就好像这两个年轻人并非前仆后继,而竟是一个人一样!休姆从此以汉名“胡美”为中国人所知。他为自己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否在表示我是一个为湖南服务的美国人?此种臆测已无从证实。只知他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谦和有礼,常躬身自我介绍:“敝姓胡,胡美。”

(三)求人治病的洋医生

胡美到达目的地的1906年,长沙以东发生了“萍、浏、醴起义”,那是由同盟会策动的旧帮会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却株连砍掉了二万多颗人头。而同年因受美国“华工禁约”的刺激,在长沙突然兴起的抵制美货运动,则对胡美初期开展工作造成了更直接的冲击。当“抵制美货为大清国民之天职,吾湘断不可后人”的传单满城散发之时,胡美一定亲身体验到了湖南人排外情绪之激烈。可他却没有退缩,而是默默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当时的湖南巡抚俞廉三迫于民间舆论的压力,颁布了严禁将长沙城内任何一寸土地出卖给洋人的禁令,胡美只得借用一位刘先生的名义,在长沙小西门的西牌楼,买下了原由罗姓老板开设的“中央旅馆”的地皮及房屋,经修葺粉刷后,正式挂出了“雅礼医院”的牌匾。胡美为了防止好奇的路人闯进来,还在门前装上了高大的栅栏,这绝不是出于过分的谨慎,因为只要想一想周汉曾宣传的洋人将中国人剜眼、割肾、取胎、切奶的说法,与西医经常要做的外科手术,二者之间可能发生的联想,确实是很令人不寒而栗的。胡美十分明白这一点。

雅礼医院的对面,是为将来开办雅礼医科大学做准备的预备学校,名为“雅礼学堂”,首期招收了五十三名男生。这所“雅礼学堂”日后演变成了今日尚存的“雅礼中学”,那是现在湖南长沙的一所重点中学,每年耶鲁还要派教师来校授英语课呢。胡美一人兼任医院院长、惟一的医生、预备学校的校长,而他的助手只有他的妻子洛塔。面对上世纪初守旧的湖南人对西医的偏见,胡美一时很难找到治疗的对象,不光是因为西医迥异于中医的治疗方式,还有胡美本人那隆准深目的白种人相貌,都是他被病人接受的障碍。于是他专门寻找无钱治病的穷苦人,希望这些命贱如蚁的人们能够有勇气把自己的身体交给“洋鬼子”摆弄,可就连他们也大都情愿忍受疾病的折磨,而不肯冒被洋人“宰割”的风险。胡美不得已,到街上去求,去拉,他坚信一旦有人让他治病,就一定会成为他的活广告,就不愁没有第二个人来找他。据说他的第一个病人就是这样从街上拉来的,那是一个患“疖毒”的乞丐。长沙夏天炎热无比,是中国的几大“火炉”之一,很多人在夏季会因皮肤感染,生出巨大的脓疮。那个乞丐的头上就长了一个大疖子,而他恰好是一个活得生不如死的人,情愿将生死置之度外,挨上这洋鬼子一刀又有何妨?胡美在湖南的首例手术,在他那简陋的医院里开始进行。病人躺在一张门板上,那就是临时的手术台了。胡美为乞丐切开脓疮,排脓消毒,上药包扎,这时外面已经逐渐聚集了不少闻风而至的看热闹的人。他们或是想看看这个自告奋勇的“试验品”是否果然无恙,以决定自己的病症能不能交给这个洋人治疗,或是等待乞丐一旦出现意外,坐实洋人以治病为名残害中国人的罪名,就此与这位近在眼前的恶魔算账。乞丐头上包着纱布,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医院。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失望,人们争着去揭乞丐头上的纱布,定要对他的伤口眼见为实。胡美追出来加以阻止,他担心人们的脏手造成乞丐的伤口感染。可这又带来了新的疑惑和谣传,洋鬼子不让看就必是有名堂,他既然在中国人头上动了刀子,不做些手脚岂不是不合常理?

但那个乞丐头上的疖毒真的就这么结痂脱落,虽留下一个浅红的疤痕,却毫无疑义地痊愈了。人们在半信半疑之间,逐渐有些胆大的人开始避开别人的视线,悄悄地溜进了雅礼医院,找胡美诊治自己或家人那些经中医久治不愈的病症了。胡美在求诊病人渐多之后,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为重病人治疗,因为医院条件简陋,他怕一旦收治后出现病重不治死亡者,将引起新的纠纷。但这种情况对于一家医院来说,实在是难以避免的,终于出现了死在医院里的病人。胡美用双倍的价钱买了棺材,亲自登门向死者家属道歉,才免除了灾祸。毕竟治好的病人比治不好的多,胡美和雅礼医院的名气逐渐积累。最初四年的工作极有成效,他治愈的病人果真都成了为雅礼医院广为宣传的活广告,而这一点反过来成了他的舆论保护伞,在1910年狂飙突起的长沙“抢米风潮”中,挽救了雅礼医院和他本人。

(四)在“抢米”风潮中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光绪、慈禧两宫接连崩逝,大清朝风雨飘摇,而天灾也接踵而至,似乎真如汉儒董仲舒所倡言之“灾异说”,人主失道,必干怒于上天而降灾示警。湖南濒临洞庭湖的产米区,因洪水泛滥,十垸九溃,大面积绝收,造成米价飞涨。而当时在湖南一带从事贸易者,资金最为雄厚的是英、美、日等国商人控制的洋行,他们以牟利为首要目的,本是遵循商业资本运行的逻辑,在平时倒也无可厚非,可在大灾之年,弄得不好就是犯众怒的事情。此时的湖南巡抚是曾亲身护卫西太后逃往西安的重臣岑春煊的亲弟弟,名叫岑春蓂,他与各国洋行订约,允许洋行通过本省行商,深入产米区直接搜购,购得之谷米一部分经广州出口,一部分转运各大城市赚取差价。可岑抚此政一出,便与湖南本省的米商们产生了矛盾,因为本省米商不希望外人插手获利,要在灾年囤积而取得暴利,何不自家人垄断,反叫肥水流进外人田?这场争论中,代表本省米商的官方人士是布政使庄赓良,一时抚部相龃龉,岑春蓂坚持践约让洋行外运谷米,庄赓良极言不可,为保证本省供应,必须立刻禁运。争论传到外界,百姓立将米价上涨归咎于洋行搜购外运。此时米价已由平时的每升四十文涨至八十文,南门外挑卖沙水的黄某,因无力糊口养家,妻子跳水自溺,黄某求告无门,乃将两个小孩投入水塘,自己也跳入水塘自杀了。此事迅速传开,激动的饥民开始四出砸抢。岑抚弹压不住,下令以六十文一升平粜,继而又压低至五十文,但群众情绪已难以控制,遂捣毁巡抚衙门的大门,冲进大堂。岑抚只得令巡防营士兵开枪,当即死伤六十余人。但第二天早上饥民在将全城谷米堆栈抢掠一空之后,再次围困抚院,纵火烧房。士兵亦再次开枪,又毙伤二十余人,群众却仍围而不退,大有誓死抗争之势。岑春蓂不得已上报军机处自请处分,挂印出走,交出烂摊子给庄赓良善后。

庄赓良署理湖南巡抚,一度将米价强行定为五十文一升平粜,但洋行和本省米商俱阳奉阴违,不但不按官方定价出卖,反暗中以低价抢购官仓之米。官仓迅速售罄,于是市面有价无市,饥民再次骚动。又因有人看到湘江中英、日军舰上的大炮脱去了炮衣,并将炮口朝向城内,乃传言洋鬼子为偷运湖南的谷米受阻,意图轰击长沙以为报复。眼前的饥饿与以往的耻辱,加上周汉多年宣传在湖南人心底积累的偏见,一时汇合成不可遏止的仇恨,泄愤的目标转向了洋人,于是长沙城内的教堂、洋行,乃至海关公廨、西人俱乐部等,悉数被捣毁焚烧。而胡美及时逃脱后,他的地处闹市的雅礼医院,却恰因为在病人中的口碑极佳,而得巡防营着力保护幸免于难,这就得被看作是对他四年胼手胝足开创事业的最高回报了。

(五)湘雅肇建

胡美虽有惊无险,但他所受到的震撼肯定毕生难忘。而署理巡抚的庄赓良,也紧随着岑春蓂之后,被撤职查办,成为对抢米风潮负责的又一位地方大员。此时已经到了大清朝苟延残喘的最后时刻了,但胡美的事业却刚刚开始。雅礼会物色到了一位当时尚极罕见的中国籍医生,让他来当胡美的助手。这位医生名叫颜福庆,上海人,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生。雅礼会资助颜福庆读完了耶鲁的医学课程,交换条件就是他毕业后必须去长沙的雅礼医院行医。颜福庆的来到,使孤军奋战的胡美大受鼓舞,他们两人一起迎来了第二年中国政局更大的变动——辛亥革命。

鼎革之后,掌管湖南军政大权的是谭延闿,这个人对于胡美的事业,简直是上帝专为他送来的保护神。谭延闿的母亲李太夫人患了大叶性肺炎,虽经多方延医问药,遍请长沙城内有名的中医诊视,却病势日沉,不见丝毫好转。谭延闿家本是湖南名门,他与其父谭钟麟都是进士及第,得授翰林,他还是个大孝子,所以对母亲的病重焦虑之极。谭延闿的门下提出,太夫人的病既然如此难治,何不请西牌楼的洋医生治治看?谭延闿抱着死马且作活马医的侥幸心理,派人前往请胡美出诊。胡美当即与颜福庆到了谭府,听诊、量体温、询问病史,二人已知是大叶性肺炎无疑,并且料到此病上升期已近尾声。于是开了些普通的消炎退烧药,嘱病人静卧多饮水而已。谭家半信半疑,以为西医不过如此,只好准备后事了。没想到第二天起,太夫人的病情即大大缓解,接着不几日就完全痊愈了。谭延闿大喜过望,视胡、颜为神医,说,如此先进之医术,何不引起中国来呢?这当然正是胡、颜所想。从此三人结为莫逆之交,筹划起创办医科大学之事来。

1913年7月,湖南省政府与美国雅礼会签订草约,决定在长沙创办“湘雅医科专门学校”,湖南省政府支付银元二十万作为开办费,之后每年支付经费五万,并由双方共同购土地七十多亩,建新校舍于北门外麻园岭。但此计划的实施却受到了意外的阻力,事情是这样的:谭延闿以湖南省政府的名义,将联合办学的计划上报北洋政府国务院备案时,却遭到了湖南留日派人士的强烈反对,声言只有他们才可代表湘省医学界。北洋政府听信此言,以地方政府与外侨团体订约案无先例为由,电令取消合同。谭延闿再派人赴京力争,并动员了在京的数十名湘籍政界要人,作为他的“院外活动集团”,四处游说。然北洋政府成命已出,遽然收回颜面何在?谭延闿只得又联络三十五名在京任职的湘籍要员及社会名流,发起组成“湖南育群学会”,以民间团体的名义,与美国雅礼会合作,这才绕开了北洋政府电令禁止的障碍。

整整一年之后,湖南育群学会代表湖南省政府,与雅礼会实践前约。颜福庆成为首任医科学校校长,而胡美任湘雅医院院长,兼学校教务长。胡美和雅礼会的梦想,在他到达长沙八年之后,始得成为现实。胡美随即携妻子洛塔返回美国,他要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胡美的目标早已锁定,那就是耶鲁校友哈克尼斯,他是一位正在寻求创番事业的慈善家。胡美带着自己拟定的计划去与哈克尼斯共进午餐,在席间故意谈起自己的工作,还有在中国的种种体验及见闻,他是在有意识地诱导哈克尼斯,想让他主动提出医院和医科学校应该如何设立的建议。哈克尼斯果然提出由他投资购置医院和学校的设备,一定要按当时的最高标准,所谓欧美甲种标准来开办和管理,他说,我不愿意以后再出钱来维修和更新,我们办就办最好的,要一劳永逸。胡美喜出望外,连忙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计划,递上去告诉哈克尼斯,那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可当胡美带着从美国购置的最新设备回到长沙时,他的朋友谭延闿却已经在政治斗争中败北,被大总统袁世凯勒令入京待罪,甚至判了四年徒刑,只是后来在别人的担保下,才放他去了上海。胡美要面对的是完全不熟悉的北洋系的新省督汤芗铭了,他还会不会实践谭延闿的承诺,继续资助湘雅呢?

正在胡美焦虑担忧之时,却由省政府传下话来:汤大人第二天要来湘雅视察。胡美与颜福庆抓紧时间做准备,想要将医院和学校的各个方面都弄得像那么回事。别的都还说得过去,唯独解剖室里空空荡荡,因为在那个草创时期,尸体很不容易到手,而且外间本来就对西医传说纷纭,湘雅尚未开展解剖的课程。有人提议,何不到城外去捡拾刚刚被汤芗铭的北军枪杀的乱党尸体?胡美被提醒,连夜带领师生出城抢运,真的在第二天让汤大人看到了很气派很现代化的摆满了尸体的解剖实验室。汤芗铭是留日出身,对解剖并不以为怪,可这个绰号“汤屠夫”的省督绝不可能想到,这些尸体其实是他本人提供给湘雅的。不管怎样,汤芗铭表示对湘雅十分满意,答应按前任的承诺继续向湘雅支付经费。

不久,袁世凯称帝引起护国战争,程潜的军队进入湘南,逼近长沙。被袁世凯授为“靖武将军”的汤芗铭,迫不得已背弃了主子,也宣布了湖南独立,脱离袁皇帝的控制。袁世凯惊怒交加,一病不起。汤芗铭督湘仅一年有余,却杀掉了一万七千多人,与湖南人结怨甚深,他知道在此站不住脚了,乃匆匆逃离,胡美的朋友谭延闿得以短暂地回湘主政。但他也好景不长,接着又被段祺瑞的内弟傅良佐取代。之后又暴发直皖战争,湖南落到张敬尧的手里……

湘雅就在这样的政治动荡中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在开办医科学校之后,又开办了护士学校,甚至招收了女生入校学习护理,这在当年更是惊世骇俗的事情。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夕,湘雅已初步实现了胡美的理想:在教学和实验上尽可能接近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科大学的标准,有坚实的基础课程,合格的专任教师,完善的实验设备,充分的实习课时,良好的临床基地,并且完全用英语教学等等。首批招收的学生,此时也已毕业,因标准很高,淘汰率亦高,但也培养出了如张孝骞先生这样日后成就卓著的医学专家。这一年医学专科学校的各个年级都已经满员,可实际上一共不到五十名学生,而这些人都是日后中国开展现代医学的火种。湘雅有所谓“光荣的诚实制度”,每次考试时无人监考,教师出好试题后就离开,由最后一位写完试卷的学生收齐试卷送交教师。一般是无人舞弊的,一旦发现有人舞弊,则严厉处罚,直至开除学籍。通过这种教育,令学生养成自制、自尊,以诚实为无上光荣的信念。这就叫做“Honor System”。湘雅还教育学生要对生命和人体持极端尊重的态度,这在当年中国处于乱世,普遍视人命如草芥的时代,尤为难能可贵。有这样一个例子:学生在上解剖课时,被解剖的尸体来自于一位患腹部脂肪瘤的女病人。有学生发笑说,这个尸体比猪还肥胖。上课的美籍女教师当即训斥学生,说死者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我们的态度应该严肃恭谨,并向死者致敬。她率听课的学生肃立向尸体鞠躬,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深刻的医学伦理及人道精神。正是此种潜移默化,为湘雅学子们养成了高尚的医德。

(六)革命狂飙

乘“五四”之机,湖南发动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驱张(敬尧)”运动,其中湘雅学生也积极参与。这件事与毛润之先生颇有关系。他此时已经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正式职业是小学教师,但他却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办《湘江评论》鼓吹革命之上。他在《湘江评论》被张敬尧的省政府查封之后,又成了湘雅学生主办的《新湖南》的主要撰稿人和特约编辑之一。因为他的激进言论,《新湖南》也很快就被查封了。毛润之与湘雅的学生领袖李振翩成了好朋友,他们共同组织了赴北京向段祺瑞政府请愿的代表团,他们请愿的目的是将张敬尧驱逐出湖南。李振翩后来也是湘雅培养出来最有成就的医生之一,他去了美国深造,成为一名病毒学专家。而他更为世人所知的业绩,则是1973年回中国访问讲学,并且因为他与毛润之先生的旧交,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牵线搭桥,对中美恢复正式邦交所作出的贡献。

毛润之与李振翩等人在1919年的活动,其实是得到胡美及湘雅校方的同情的。这可以从《新湖南》被查禁之后,毛润之继而开办的“文化书店”租用了湘雅的房产一事中看出端倪。但从意识形态上来讲,归属教会的胡美与思想日益激进的毛之间,终究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1920年,张敬尧终于离开了湖南,当然并不是被学生们的请愿所赶走的,而是被胡美的老朋友谭延闿和他的部下赵恒惕用武力驱逐的。谭、赵利用了直皖两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在直系吴佩孚的默许之下,将属于段祺瑞皖系的张敬尧打跑了。胡美对于谭延闿回湘主政,当然是额手称庆的,但很快内讧又起,谭延闿被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赵恒惕逼走了,赵成了湖南新的主宰者。赵恒惕争的是权力,却自称要“继承谭公未竟之志”。他要搞“湘省自治”,要颁布中国的第一部省自治宪法,他既不愿臣服于北洋政府,也不愿作广州孙中山的附庸,他想成为全中国“联省自治”的旗帜。这样的人,自然会认真维持与美国雅礼会的合约,因为办好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医科大学,是让他脸上十分光彩的事情。

胡美、颜福庆与湘雅,托赵恒惕之庇护,顺利工作到了1926年的夏季,其间只是在1924年育群学会与雅礼会十年约满时,经北京政府核准重新续约了十年。而在1925年,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于是医学再次受到政治的冲击。五月底,在上海公共租界,英国巡捕开枪毙伤数十名***的工人和学生,他们***是为了给被日本人杀死的工友顾正红申冤。中共迅速组织了上海全市的***、罢市、罢课,一时风潮影响到湖南,激进的学生们立刻行动起来。湘雅的学生也在6月初罢课两天,作为响应。中国的政治风波,胡美已经是见惯不惊。可他此时绝没想到,远在上海发生的事件,会直接诱发后来让他不能继续在湖南立足的北伐战争。

1926年7月,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宣布加入北伐军的阵营,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作为攻击长沙的先头部队,与省长赵恒惕的军队展开了激战。长沙城内人心浮动,省会长沙的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表决以何种行动声援北伐。表决的结果,除了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代表外,竟一致同意应擒贼擒王,处罚洋人就要惩治其中的要人,洋人中声望越高的则应惩办越重。根据这一精神,学生联合会当场决定,长沙的头号惩治对象是湘雅医院的院长胡美!要连夜将他抓住,在黎明时分枪决!

努力为湖南工作了二十年的胡美,此时命悬一线!幸亏得知消息的湘雅学生中,有他的同事颜福庆的女儿,她及时通知了胡美。大惊失色的胡美赶快去找颜福庆,连夜召集学校各系主任开紧急会议,商量应对的方法。胡美亲自给省长赵恒惕打电话请求保护,赵立即派出军队将湘雅的所有外籍教师、医生置于严密的保护之下。他还将学生的家长们请到学校来,劝说学生们放弃围攻湘雅捉拿外籍人士的计划。这才将事态暂时控制住。

但赵恒惕也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很快唐生智就兵临城下了。胡美和湘雅董事会人心惶惶,自忖难以在自己荜路蓝缕好不容易开创的基业之上继续安心工作了。董事会在最后时刻议决,所有的外籍人士撤离长沙,将湘雅的一应事务交由颜福庆等中方人士管理。赵恒惕在被唐生智赶出湖南之前,派出一百名武装士兵,护送胡美等美国人乘火车到武汉,总算脱离了险境。之后胡美他们辗转返回美国,而赵恒惕下野逃亡,连颜福庆都不敢在被北伐军占领的长沙久留,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然后又回到故乡上海,创办了上海医学院。

(七)记住“湘雅”的来历

湘雅停办了两年多,直到1929年才重新恢复招生,那时的湖南省长变成了何键,而湘雅的院长已经是由首届毕业生张孝骞来担任了。胡美走了,湘雅还在。雅礼会为在湖南传教而来,却种瓜得豆,为这块原不知西医为何物的土地留下了现代医学的薪传火种。1934年,胡美离开中国八年后第一次重访长沙,这时他已经是雅礼协会理事会主席。胡美目睹校园依旧却人事已非,一定是百感交集的,他当然绝想不到,湘雅医学院还要经历那么多劫难:比如抗日战争中湘雅西迁贵阳、重庆坚持教学,直至1945年光复后才重归故地,却已经是房舍破败,设备全毁,只得从头再来;又比如***中某派据校园武装抵抗,与围攻的对立派枪战加高音喇叭广播战经月不息,哪里还谈得上正常的教学与实验?但胡美始终坚信,自己留下的这微弱火种的传续,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土地上,注定再也不会熄灭,这一点他没有想错。湘雅确实一直是湖南人的骄傲,是湖南人在疾病缠身时的救星。可湖南人从连让胡美开刀排脓治疗疖毒都不敢,到享受现代的医疗服务,不过短短不到百年,却几乎已将那段艰难曲折的历程忘了个干净,到今天,还有几个湖南人识得胡美为何许人,明白“湘雅”之名的来历?

胡美更想不到,开创了湖南乃至于中国现代医学教学事业的他,竟会长时期被当作“帝国主义特务份子”来看待,以至于连湖南医学院门口的大街,都因为他和美国雅礼会的关系,而一度被改名为“反帝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在湖南医学院的校史中,才逐渐恢复了对他和雅礼会的正面评述。然而即使如此,在今天的湖南医学院校园里,有颜福庆的铜像,有张孝骞的铜像,有李振翩的铜像,却遍寻不见胡美的一丝踪影。甚至一些解放后毕业于湖南医学院的校友,提起胡美都或茫然无知,或只知其为美帝特务,其对真实历史的无知殊为可叹!我却总会在到那座宽敞明亮的现代医院就诊时,于打针吃药、量血压照X光、接受核子共振CT扫描之余,从那一大堆亮晃晃的器材与医生的大口罩后面,隐隐约约感到似乎有一双忧郁的蓝眼睛穿越时空在凝视。那不应该是别人,只能是那位百年前携娇妻幼子独闯长沙的勇敢的美国人,他的名字叫爱德华•休姆。

(缩略图,点击图片链接看原图)
上帖图片中是:1913年北京,当时参加湘雅谈判的爱德华 .胡美、颜福庆博士(右)及官员们
永远的湘雅!我的母校!
真是以读才知道这些曲折且复杂的历史呀
同济50年前的历史(一)

50年前,国家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当时的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是全国最有名气的医学院。那时国家的行政区划为几个大区。中南区包括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等省,医疗条件特别是医学教育条件很差。当时的中南区主席是邓子恢。他向中央要求从上海迁一所医学院到武汉,建立一个中南地区最大的医事中心。中央作出了决定:把同济大学的医学院迁往武汉,工学院迁往大连。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代表团。
代表团一支由医学院老院长唐哲带队前往武汉考察,一支由工学院李国豪院长带队前往大连考察。回沪后分别写了总结报告。唐院长从事业发展出发,并被武汉人民和领导的盛情接待殷切期望所感动,坚决要求去武汉,并动员大多数教授前往。要知道当时的上海与武汉真有天壤之别,这些教授们毅然同意奔赴武汉之举,可歌可泣!
让21世纪的年轻知识分子了解5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挺有意思的。

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代表团总结报告(一九五零年六月)
一、 历程:
五月廿三日下午六时代表团一行十一人搭沪粤通车离开上海,取道浙赣路经株州长沙前往武汉。因长沙湘雅医学院为国内知名的医学院,我们为了吸取教学经验,了解在内地发展医学教育的具体环境,决定在长沙下车前往参观。廿五日下午三时车抵长沙,安顿住处以后即赶赴湘雅,因受时间限制,祗参观病房及医学院的各种设备,未与湘雅当局作深刻座谈,所以所得印象比较表面。廿六日上午八时乘172次车去武汉,下午八时半到达武昌总站车停五分钟,武大医学院院长范乐成,武大医院院长周裕德及工会代表六七人在车站欢迎,据范院长说武大同学昨晚从珞珈山曾来欢迎,但代表团因逗留长沙未到,扫兴而返,我们除对他们的热忱表示感谢以外,因互相素不相熟,而且他们欢迎事出意外,思想上没有准备,所以代表团很觉窘迫。
我们在武昌车站下车以后,已有卫生部王科长等在等候,招呼行李引导过江,此时细雨蒙蒙,卫生部齐副部长林副部长等冒雨在汉口江边等候,经一一介绍后,当即用汽车接我们至车站路新新饭店(卫生部招待所)住宿,对于生活上细节,特派王管理员招呼,照顾备至,我们都非常感激。参观及座谈日程,事前已由卫生部向各方面商洽排定,当晚由齐部长将日程表交代表团征求意见,经我们商讨后完全同意,全部日程如下:
日期 上午 午饭 下午 晚饭 其他
5月27日 休息 新新旅社 卫生部座谈 卫生部招待
5月28日 参观武大医学院 新新旅社 参观武大医院 中南军政委员会招待 武大医学院学生会欢迎会
5月29日 参观湖北省立医学院及武昌省立医院 湖北省人民政府省立医学院省卫生局招待 武大座谈会 武大招待 武大医院职工会欢迎会
5月30日 察勘华商跑马场及参观天主堂医院 新新旅社 参观协和医院并举行座谈了解情况 协和医院招待 协和医院晚会
5月31日 代表团会报并讨论工作 新新旅社 参观武汉陆军医院 陆军医院招待
6月1日 参观普爱医院及梅神父医院原址 新新旅社 与卫生部武大座谈 军区后勤卫生部招待
本日上午邓副主席子恢于八时半前召代表团唐金梁林于五位教授至官邸谈话
6月2日 参观市立第一二医院卫生实验所卫生事务所 新新旅社 与卫生部武大座谈 武汉
市卫生局招待
6月3日 代表团讨论工作 新新旅社 与卫生部武大座谈 武汉同济同学会招待
6月4日 代表团讨论并修正座谈会记录 新新旅社 与卫生部武大座谈并通过座谈会记录 中南军政委员会饯行
6月5日 休息 新新旅社 到卫生部辞行 新新旅社 下午九时半启程返沪
六日上午抵株州,转车于晚十二时后达南昌,原定参观华中医学院之举,不得已作罢。再补购票转沪。由于代表团十一人自株州达上海,仅购到卧铺一张,故大部分日夜危坐车中,疲惫不堪。及八日晨始抵沪,下车后赶即进行总结工作,参观的详细情形见第四节。至代表团在汉生活大抵每日晨八时外出参观,中饭多半回旅馆吃饭,下午又外出参观,或参加座谈会,晚应各机关宴会,约十时回旅馆后即作当天参观所得印象的会报,并提出问题,作为下次会谈之中心内容,除正式之座谈以外,为便于解决具体问题,曾由正副团长及教授与邓副主席卫生部部长分别会谈三次,所得结果均极良好,至于座谈记录总结详见综合记录。

二、中南区武汉市一般情况及教育医药卫生设施概况
(一)中南区:
人口:141,746,426人
教育情况:学校数:大学(见附表一)
中学 1139所
小学 54134所
学生数:大学(见附表一)
中学 330356人
小学 4417844人
医学院校分布情况:全区共有十一个医学院,公立九,私立二(岭南大学、光华大学医学院)。九个公立中有华中医学院,则归中南军区卫生部领导。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领导的有湘雅医学院。除省立归省领导者外,其他目前尚由中南区教育部领导,
分布详情见附表三。
医院情形:
A、公立医院计有265所其分布情形;附表略
B、私立医院及其分布情形:附表略
C、公立医院工作人员统计:附表略
D、私立医院工作人员统计:附表略
其他卫生机关分布情形:附表略
中南区医务人员统计:附表略
公教人员待遇:见附表四
地方病:略
鄂豫赣解放后大专学校教职员及学生统计表(附表一)
中南区教育情况调查表(附表二)
中南区医学院校一览表(附表三)
(二)武汉市:
武汉市现有人口1,008,195人,市街整洁,颇具现代化都市之规模,主要街道都为柏油马路,经济情况已逐步走上好转,工商业据最近报纸所载也已渐趋发展,日间市容虽不及上海熙攘繁华,但夜市至十一时前还很热闹,武汉物价平均比上海为低。
籼米 斤 1050
煤球 担 15000
顶上酱油 斤 2400
鳜鱼 斤 1500
鸭蛋 个 300
豆芽 斤 500
洋布 尺 3400
消发地亚净 片 1000
麻油 斤 4000
上白糖 斤 6800
猪油 斤 7000
虾 斤 1600
鸡 斤 5000
统粉 63200
干柴 担 6000
猪肉 斤 5000
鲤鱼 斤 1000
皮蛋 个 400
解放皂 条 1700
士林布 尺 4800
电影票 1500~3000
菜油 斤 3800
盐 斤 2000
牛肉 斤 3200
鸡蛋 个 200
菠菜 斤 300
龙头布 尺 2800
男短袜 5000
竹布 尺 3000
府绸衬衫 件 40000
人力车自车站路至沿江大道1200
1。武汉市均有讲价实际可能较上列为低
2。牛奶在武大农学院可设法洽订闻价廉物美
日用品大约比上海贵10%左右,而本地土产如皮箱皮鞋等比上海便宜,医院伙食大约每月廿五分,武大学生每月伙食费5万元,吃得很好,每月可打牙祭二次,大娱乐场所的设备自然比不上上海,但电影票价有低仅1000到1500元,对同学来说是很经济合算的,武汉唯一的缺点就是天气太热,据本地人说,最高的室外温度可达120度,柏油马路要软化,每年夏季大约有一两星期晚上热得睡不着觉。
武汉市的交通四通八达,为内地的中心,根据邓副主席及孙部长齐副部长的谈话,他们一致指出武汉在三五年内一定要大大发展成为现代化的都市,第一步的计划是人口由一百万增加到三百万,第二步增至五百万,最后的目标要发展至一千万。武汉市政府正在设计大规模的市政建设,横跨长江联系武汉的大铁桥正在测量,准备在1952年完工,中南区准备大大发展工业,如铜、钨、锑、锡等采矿工业,铁路方面正拟修筑襄花,川汉等铁路,所以武汉市的繁荣发展,具有充分的条件,将来中南的卫生建设,亦将配合着全中南的经济建设而大大发展。
兹将有关数字列举如下:
教育情况: 大学 2所 人数 不详
中学 30所 人数8833人
小学 309所 人数 64606人
医学院分布情形:(见中南区调查纲目)
医院情形: 公立医院 3所(市立医院2所,传染病院1所)
私立医院 20所
项目 公立医院 私立医院
病床数 456 1010
门诊人数
住院人数
医师数 66 126
护士数 110 136
助产士数
药剂士数
技术人员数 55 103
其他卫生机关分布情形:
武汉市人民政府设有卫生局,该局并设有武昌卫生科,汉阳卫生所,卫生试验所,及卫生技术学校等机构.
武汉市医务人员数
项目 公立医院 私立医院
医师数 173 685
护士数 210 234
助产士数 49 248
药剂士数 22 20
技术人员数 67 147
注:中医,牙医,药剂生,镶牙生未列入表内。
公教人员待遇(见前中南区调查附表四)
地方病(见前中南区调查报告)

同济50年前的历史(二)

三、中南区卫生部对本校医学院迁往的准备
中南区包括湘鄂粤桂豫赣六省和海南岛,拥有人口一亿四千万,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但是医药卫生设施,因为过去国民党反动统治只只剥削人民,根本不重视人民的健康事业,所以除了湖南广东两省比较有基础以外,其他各省都尚待发展。解放以后,社会形势基本上起了变化,中南区卫生部为了配合武汉的发展,中南的经济建设和满足广大农村在土改以后人民的迫切要求,亟须大量培植医学人才,全面展开卫生建设,因此建立起能领导全中南的医事中心,已经成为中南区的迫切工作。所以本校内迁武汉与武大医学院合作,目的即在稳步发展,达到能共同肩负起领导全中南医药建设的任务。基于中南政府大力发展卫生事业的决心和中南人民的迫切要求,我们代表团到达武汉以后,很自然的受到了中南政府和其他医务机构的诚挚的热烈欢迎,这并不是代表团的几个人,而是欢迎同济师生员工过去孜孜工作的成绩和行将为中南人民建立健康事业而奋斗的决心,在与卫生部的座谈中,孙部长齐部长林部长很明确而诚重指出了这一点,武大师生和武汉医务界所表示出来的欢迎热忱,也正是为了这共同的事业,在中南卫生部的领导和大家精诚合作下,有了辉煌灿烂的前途。至于中南对同济的迁校准备,是有计划有步骤有决心的,综合齐部长的谈话,可以分以下几方面来说明:
1。为了发展中南医药卫生,同济迁武汉以后,武大与同济合并成为一个单位,以便集合力量在共同合作的基础上,培养人才,进行医务建设。至于合并以后的名义,因为同济的历史比较悠久,假使同济要求保留同济这个名义,中南卫生部及武大医学院不具成见,可以同意。但是中南卫生部和武大方面,敛认为了明确领导中南的医药教育,成为中南的医事中心。在将来成立医科大学时,应用"中南医科大学"这个名称。因为第一步须达到武大同济的合并,所以我们在几次座谈会中的各项问题,完全根据这个原则来商讨的。
2。教学医院:在汉口的医院比较基础好的,为协和医院,本来是私营的教会医院,现采取合作的方式,在同济未迁武汉以前,先由武大和他们合作,武大原有的武大医院结束后迁到协和医院,正式的合作协约已经签字(见附件二),原则是由240病床扩充为400床,发展成为教学医院。医院院长由三方面产生,经费由政府负责支持,收入由政府监督使用。除协和以外,将来还要在跑马场建筑600病床的现代化教学医院。
3。地皮房屋:
A。武大医院范围内作为医学院前期临时校舍,原有破旧的两幢大楼,重新修建后作为前期生理、生化、解剖(组织)三学馆;进门的一座病房大楼之放射科手术室等三大间,改作教室,其余作为生物、化学、物理等预科之用。其他房屋甚多,可作学生宿舍,职员宿舍,大礼堂饭厅等。
B。在武大医院附近烈士街购买房屋七栋,并可能再添购一栋,作为前期教授宿舍,每栋可住两家,大约一家可有大小六间房。
C。扩充协和医院,添建病床大楼及门诊部,由合作医院筹备委员会计划设计。
D。华商跑马场面积约420亩,已由市政府拨给医学院,作为永久校址。中南医事中心的全部计划将在此实现,建筑完毕后将在武大医院之医前期部分迁并过来。
4。经费:中南军政委员会为了发展中南区卫生建设,虽然今年是财经困难的一年,但中南有决心,故预备作为建筑及迁移发展的经费没有什么困难。1950年度已造就三千万斤米概算(约合人民币二百四十亿),呈请中央核准中。
5。发展计划:目前考虑还不成熟,须待建校委员会成立后详细研讨,初步意见为:
A。组织上成立医科大学,包括医学院,卫生学院,药学院,师资进修的学系或各地轮流进修的组织,及各种流行病研究所,暨全中南的出版中心(包括教材,杂志发行等等)。
B。首先着手培植助教,另外成立教材部,专门准备教学材料(图表印刷模型等)。

C。与各方面配合
(1)与卫生部行政结合建立实验区,领导学术研究,培植人才。
(2)与卫生局结合发展城市公共卫生,以武汉市作实验区。
(3)与乡村实验县结合。
至于房屋之建筑使用,经费之应用,以及将来的发展计划,待建校委员会成立以后共同蹉商,慎重研究决定。

四、参观各单位纪实
1。湘雅医学院
三月廿五日午后三时许,我们一行十一人,由株州搭货车抵达长沙,专程参观湘雅医学院和他的附属医院。湘雅位在长沙市的边缘上,医学院和医院在一起,共占地116亩,里面林木苍葱,楼台耸立,自有一番气象。据湘雅院长称:自抗战军兴后,湘雅校舍摧毁殆尽,祗余前楼,四壁徒立,胜利后复员返湘,才就原址力图恢复,不数年如今已是焕然一新,较诸当年有过之无不及也。
湘雅现有三四层楼约念幢,均系新建。高大宽敞是其特色,医院部分各科病房布置大同小异,据悉系按照美国耶鲁大学医院之方式安排,各病房均有独立之小厨房,厕所,浴室及护理室小化验室等设备,病床则均系美国赠送之一般普通床铺,病床总数300张,经常住院二百余人。
湘雅的手术室一排数间。化验室较小。X光方面。他们的房屋新近才落成,一共有十多间,现有一架普通透视用的小型机,大部分的东西都还没有装配就绪。(有深度治疗X光机一具,尚缺零件。)
值得一题的是他们的新落成的门诊部,那是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房,除了底层和二层供各科门诊和挂号配药等用外,三层作为宿舍,与我们门诊部比较之下,真是相形见绌,无怪乎我们的门诊要那么的拥挤了。长沙人口约50万,湘雅的每日门诊人数通常在300至600之间。
在医学院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湘雅的图书馆,,那是一幢独立的二层楼房。底层作为阅览室,为学生集中读书的所在,我们参观时,正值晚膳时间,室内无人,但全室桌上书籍笔记罗列堆积,尚未收拾,于此可见湘雅同学必十分努力于学习也。楼上是藏书室,杂志很多。多半是英文的,德文参考书甚少。
综合的说,湘雅占地面积颇广,学校与医院集中,便于教学,抗战胜利后不数年,已能恢复如此基础,足为我们建校的借镜。
2。武汉大学医学院
由招待所到珞珈山武汉大学,是由武大医院的专车接我们去的,齐部长陪同前往,在武昌江边等候我们的武大专车上,满结鲜花和欢迎标语(照片No.23号),车抵武大后,医学院全体同学在门前列队欢迎。歌声、爆竹声和欢呼声合成一片令人感动的热烈场面,校内布置了欢迎会场,国旗,锦旗,标语,鲜花到处布满。会上武大医学院范乐成院长致欢迎词:说同济迁来是武大同学的福音,并简短地介绍同济的历史,推崇备至,此外唐院长林院长和齐部长都说了话,接着由武大同学献旗献花并由各级各小组献词和宣读致敬书(我们都带了回来预备展出),会后开始参观。
武大医学院设立迄今尚未满三年,地址在离武昌市十五公里外的珞珈山上,那是武汉大学的校本部,全校共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学院,散布在风景秀丽的珞珈山麓,学校范围之大,简直无法估计。因为校内交通工具的缺如,有的教授从宿舍到教室去上课,须在上课时间前一小时动身步行前往,于此可见其面积之广。校舍规模宏伟,气象万千,医学院因历史较短,尚无固定专用院舍,系借农学院大楼暂用。
武大医学院的学制是七年制的,他们有二年的预科,专读理化,生物等科目,现在共有三班学生,预科一二年级各一班,本科只有一班(即第三年级,相当我们的第二年级),全院学生99人,教授方面除预科及解剖学和生化外,其余各科师资,尚付缺如。各学馆的设备方面,以设立伊始,诸待充实。但重要的仪器也有一些,而且都是比较新的,只是数量上少一点。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显微镜,因为过去伪教育部分配给他们的美金,据说有三万五千元(同济全校仅一万余元)之多,所以他们采购了不少新东西,有的尚未开箱,全新的显微镜共有一百十架,其中德货Leitz的即有三十架,我们学校颇缺好的显微镜,将来对教学及工作上,可以得到不少便利也。
3。武大医院
在武大医学院参观后,我们便原车回到武昌,由武大招待午餐。下午参观武大医院,车抵医院门前,即已听到院内锣鼓喧天,鞭爆齐鸣,歌声起处,但见人头攒动,热情洋溢,工会主席高教授领导高呼口号,表示欢迎(参阅照片No.42.43)。并由某教授之女公子代表献花。
武大医院地址在武昌东厂口,一部分是前武昌高等师范的旧址,现在作为办公室厨房和一部分职工宿舍等用,主要建筑为二层楼房(参阅照片No.29.37)五幢,其中三幢已作为病房,手术室及职员住宿,其余二幢目前业已包工修建,计划改为将来同济迁去后前期一部分学馆应用,此外尚有独立小型洋房四幢,建于医院后部武昌有名的蛇山脚下,每幢现住教授一家,有正室四间,并有浴室,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及厨房等,较诸我们同济的教授宿舍,真是悬殊何止霄壤。单人宿舍亦有一幢,此外之零星旧建筑物尚多,加以修葺即可应用。
在距医院约十三四分钟(慢步)路程之烈士街,有独立单幢二层楼房八幢,上下各有房间五个,后面并另有厨房及饭厅等平房,其中七幢已由中南卫生部购下,作为将来前期教授住宅,另一幢尚在洽购中。
医院人事方面,共有主治医师以上十四人,住院医师以下廿人,除外科,耳鼻喉科及儿科各有主任一位外,其余临床各科,均乏人主持,或仅有医师一、二人,设备方面以外科较为充足,全院共有病床117张,门诊病人平均每日二三百人,住院病人经常约一百人。
武大医院第二日并为我们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出席全院员工二百余人,会上歌声欢呼声连成一片,周裕德院长致欢迎词,对同济之推崇使人不安,并说明武大对合作之热烈的希望。后由工会代表向我们献全院同仁签名的锦旗一面,嘱代向同济全体同仁致敬致候,希望我们早日迁去。
武大医院给我们的印象是规模已具,但技术人员尚不敷发展之需,库房里有些器材正有待充分利用,而各方面同仁对于同济迁去报有很大热诚,处处表现在言语与态度上,甚能使人感佩和满意,所以合作的前途必定乐观。
由武大返汉后,当晚由中南军政委员会设宴招待,邓子恢副主席亲临主持,发表谈话表示诚意欢迎同济去为中南医药卫生建设事业努力,作陪的有军政委员会各部会首长数十人,情绪热烈而和谐,表现了中南对同济的重视和热望。
4。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位在汉口北郊中山公园侧,搭汽车由市中心前往十余分钟即达,全院面积约六十亩,二层及三层大小楼房近念幢,院内环境颇优美,共有病床240张,住院约200人,门诊病人每日平均二三百人,夏季较多。
该院系由教会所办,约有八十年历史,抗战期间,日寇曾将该院院长英人Gillison等全部禁闭集中营凡三年,抗战胜利复员后重加整理,始克有今日之规模。
该院共有医师念余位,一部分系外籍,设备方面在武汉可谓首屈一指,放射科重要设备,共有大型X机五架,深度治疗X光机一架,镭锭240公丝(Mg),该科由英人Paterson负责。外科设备亦不差,惟大手术室仅一间(参阅照片No.54)数目不够,尚须添建。协和的化验室是我们参观各处医院后认为最完善的一个,规模大,内容丰富,工作人员也多,这可能与协和的医事技术专科学校有关(后面当略介绍),协和还有一个理疗科设备也很好,也是我们各处参观中最完善的一个。
应该提一提的是协和里面由教会主办的医事技术专科学校,他们称之为I.H.T.(Institute of Hospital Technology)由英人Miss H.Waddington主持,已有二十余年历史,里面共分五科:即理疗、X光、调剂、检验与机械科,学生来源素由各地教会医院保送,据云近年来对各地公立医院保送者也接受,学生人数不多,但各方面均井井有条,成绩不弱。与机械科的有关的同时值得特别介绍的是协和的器械修理部,俨然一颇具规模的小型工厂,主持者是一位英籍青年,设备方面有发电机,车床,电锯等等,并有蒸馏机一部,每小时可制蒸馏水60加仑,该部经常业务系为协和本院及其他各医院等修理和制造医疗器械,就目前言,国内各医院或难望其项背,将来加以扩充,对于医事中心之建设,应占重要地位也。
此外协和尚有护校一所,据云成绩不差,由刘干卿先生主持,学生90人。晚间协和准备了丰盛晚餐款待我们,院长纪大夫(Dr.Gillison)操流利的华语致欢迎词,颇为恳切。餐后在该院灵光堂由协和工会主席主办欢迎晚会,表示对代表团的欢迎,武大医院工会亦有数十人出席参加联欢,情绪热烈高涨,象征了合作前途的光明和融洽
。与协和医院比邻的是中山公园,园址相当宽大,园内有湖可以荡舟,花木甚多,风景秀丽,可媲美上海中山公园,园内一角有游泳池、体育场和动物园。
5。跑马场(参阅附件四)
从协和沿宽阔的解放大道去跑马场,步行约十五分钟,这里是中南划为建设医事中心的基地,面积初步测量约420亩,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地,现在暂作农场,祗在一角有旧看台一座及房屋数幢,这里位在汉口北郊,汉口是一个沿江建筑的狭长都市,将来市区的发展必然向北郊扩大,如此则跑马场即可变为市中心点,目前武汉都市计划委员会业已成立,前途未可限量也。
6。湖北省立医学院与省立人民医院
院长朱裕璧氏,前为该校筹备人,1943年5月成立于湖北恩施,抗战胜利后始迁武汉,以武昌两湖书院旧址为校舍,目前该校有六年制医科六班,专修科二班,护校四班,药剂科三班及助产科一班。该校教学医院为湖北省立人民医院。(参阅照片No.88-90)该院有内科病院,外科病院,及妇产科病院,分设该校附近,病床共300余张,正在建筑新病房及手术室中,本校校友在该校任教者有该校公共卫生学教授孔麒先生及解剖学教授韩法亮先生等。
7。武汉陆军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陆军医院,是利用原国民党武汉陆军总医院修建而成,全院占地200余亩,修建工程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历时五月余,完成修建房屋678间(12栋),及一切电器,卫生暖气等设备,共耗资人民币四十二亿七千余万元,如今已成焕然一新,规模宏大及建筑雄伟之正规化医院。参观开始之前,由该院李政委等领导参观该院模型室陈设之沙盘模型(参阅照片No.74)。全院形势尽收眼底,使人获得全盘具体印象,对各部参观之了解帮助不少。
该院病房分为干部病房与普通病房,共有病床600张,军级干部病房每人可有房间三个,布置精美,为武汉冠。该院并附设护士学校一所,新厦业已落成)。
与普通医院不同的是该院有休养员代表会的组织,由伤病员自己管理自己,对医院秩序之建立及纪律之遵守等等,帮助不少。武汉陆军医院是由破坏不堪的旧屋大力修建而成的,仅仅费时五月,耗资四十余亿元,即已有此规模,成为武汉最大最新的医院,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将来建校的最好榜样,也使我们大大地增加了对建校前途的信心。
8。武汉市立第一医院
市立第一医院位在汉口市内,建筑较旧,但甚为宽敞(参阅照片No.80.81.82),护士及助产士52人,有病床200张,设备方面可以维持日常业务,该院并附设护士学校一所,有学生120人,本校校友在该院服务者有内科主任傅志尧医师等数人。
9。武汉市立第二医院
市立第二医院位在汉口市区,系利用前"法国巡捕房"改建而成。成立迄今仅五月余,共有病床150张,该院在医院企业化的目标下,已逐步做到自给自足的境地,人事方面共有医师29人,护士50人,该院之设立,原拟为市府工作干部解决医疗问题,但目前已发展为一般性的医院,病床免费额占15%,收费方面少数项目较之上海市立医院为高。
10。梅神父纪念医院
该院位在汉口市缘,原系教会纪念死亡于中国之梅神父捐资建筑者,据传前因该院修女无理蛮横压迫打骂吾国护士,引起各界愤慨,经改组为职工医院。现有病床170张,该院周围三面临湖,环境清幽,(请参阅照片No.66-72)易于隔离。据悉中南医生当局有意以此为基础建立正规的传染病院,本校迁往后当尽力协助其建立,将来发展前途甚为可观也。
11。普爱医院
为教会所创办,历史悠久,院址在汉口市内,门诊部内悬满病人痊愈后所送匾额,院址亦相当宽敞,惟房屋多半年代较久,值得一提的是附设该院内的普仁护士学校,该校历史悠久,培养护理人才不少,现有独立建筑物一大幢(请参阅照片No.64.65),教室设备颇佳,墙上嵌有南丁格尔住宅之砖石块(参阅照片No.63),供人景仰,并以此鼓励学生之服务精神,颇有意义。
12。卫生试验所
该所系新成立,各部门工作目前尚未完全展开,设备方面亦尚在充实中。
13。卫生事务所
我们仅参观了一所,但设备与人员太少,房屋亦较差,因之业务范围不大。

同济50年前的历史(三)
五、代表团底观感和意见
根据我们在汉口从各方面详细观察和审慎研究所得,我们对于同济医学院迁汉的感想和意见如下:
1。中南区军政和卫生当局对于本院迁汉是有准备和决心的,这可以从中南军政委员会邓子恢副主席和中南区卫生部孙仪之部长,齐仲垣、林之翰两副部长多次谈话中表示一种建设中南区卫生事业和发展同济之肯定语气,以及拨款三千万斤米(约合240亿)之多,为本年迁校及设备修建之用,划跑马场420亩面积,为修建中南区医事中心之用,他如前期教授宿舍之购买,协和医院之改组与兴建等具体事实上和各种计划性之表现上得到说明的。
2.中南区军政和卫生当局对于同济医学院是十分重视的,这可以从邓副主席孙部长齐副部长林副部长,暨其他机关首长公开谈话中,对于同济医学院的推崇,以及渴望同济迁汉以领导中南区医药卫生建设(坦白承认中南区卫生人才缺乏),并对于代表团之热烈欢迎与款待,本院迁汉之特别照顾,得到证明的。
3.武汉大学医学院对于与本院合作是有诚意的,这可以从武大医学院医院以及工会负责人公开谈话中,承认自己历史太短,人才太少,无法独力担任中南区之医药卫生建设人员之培植。并承认同济比他历史长,人才多,表示愿与同济合作,共同建设中南区卫生事业,其他如对于名义问题上的让步,全院师生员工对于代表团之热烈欢迎,献词。献旗,黑板报之欢迎词,并从个别接谈和行动上可以得到证明的。
4.中南区和武汉市医事卫生建设是具有重要性和远大的前途的,这可以从中南区和武汉市之地理形势,交通情况,工业发展和人口增加趋势而得到结论,其他如财经情形虽较华东优越,而卫生建设则较为落后,以及军政当局对于卫生建设之重视,卫生当局对于中南区卫生建设之报有决心和远大的计划,可以得到证明的。
5.迁校之具体条件在中南区方面已在有步骤地迅速地准备中,据当局表示前期迁校条件如前期各馆(生理、生化、解剖)实验室课堂宿舍于本年秋季可以完成。后期五个馆(病理、药理、寄生虫、细菌、公共卫生)于1951年暑假可以完成,教授宿舍,学生宿舍、员工宿舍以及教学设备均在积极计划添设。关于教职员工之待遇,按上海实物折合武汉标准,以及对于教授之特别照顾等等,都是表示迁校条件与计划是相当具体化的。
此次代表团在汉口尽一切可能充分了解各方面情况(详见所收集各项资料),且作较为深入探讨和商谈。对于迁校有关问题,已有很具体的交换意见(详见于商谈记录),这是很有利于将来迁校进行的。
根据上述各种情况,我们可以总结说:这次政府决定将本校医学院迁武汉是发展性和建设性的,不过虽然有了许多有利的迁校条件,但并不就等于迁校已经完全成功和毫无困难,要使迁校完全顺利和成功,以及将来建校的成功,除了客观有利条件之外,还需要我们主观的努力,就是说积极的主动的努力去克服一切可能发生的困难,使迁校和建校顺利地成功。基于此点,我们作下列的建议:
1. 速即进行迁校动员,包括全医学院及中美医院工作人员之思想动员,和实际动员得力人员提先前往武汉,参加教学和卫生建设工作。
2. 速即成立迁校委员会和建校委员会,把重心放在武汉方面,并慎重考虑人选。
3. 应尽一切可能依照在汉商谈记录,将前期于本年秋季开学前,后期及中美医院最晚于明年暑假迁至武汉。

附件:
(一) 中南卫生部、同济医学院、武大医学院座谈会综合记录
时间地点:1950年5月29日在武大医院,6月1、2、3日在中南卫生部。
出席人:中南卫生部孙部长齐副部长林副部长
同济医学院代表团全体
武大医学院范院长武大医院周院长及代表
主席:孙、齐、林部长 记录:江孝桂
讨论事项
(1) 关于本年秋季开课及调整班次问题:
1。一年级新生在武汉上课。
2。武大现在一、二年级与同济现在一年级合班,成为下年度二年级,在武汉上课。(武大现在一年级须在暑假中补习有机化学及分析化学)
3。武大现在三年级与同济现在二年级合班,为下年度三年级,在上海上课。(2) 关于招收新生问题
1。两医学院分别在武汉上海用联合招生名义招考新生。本年拟招名额:正取100名,备取20名,说明在武汉上课。
2。上海录取新生来武汉旅费由中南卫生部负担。
3。试卷集中在武汉评阅,命题及阅卷请同济医学院预科教员来汉担任,或请武大理学院教员担任。
4。考试日期遵照统一规定。
(3) 关于房屋问题
1。武大医院现有之门诊部及第一病室,改作生物、理化、实验室、破旧房屋两栋修建后暂作解剖、生理、生化等部门之用。放射科手术室等三大间改作教室,第二、三病室改作学生宿舍,其他房屋另行设计修改分配。关于破旧房屋之修建,特别注意楼板之坚固,以免振动而发生危险,或影响工作,楼下之木柱不能拆卸,楼上可以不用木柱,内部间隔及水电装置设计,请同济代表团返沪研究后决定计划,并尽可能于6月20日以前付邮寄汉,两栋房屋共需90工作天完成,目前为争取时间,应以突击方式于两个月内尽先完成大楼一栋,以便开课,并仍用原拟图样,报请卫生部拨款先行开工,以后间隔如有改变,预算不受影响,惟应于6月25日以前通知建设局,以利工程之进行。
2。卫生部准在武昌烈士街购买房屋七栋,已接洽妥当,并可能再添购一栋。
3。合作医院(协和医院内),须添建门诊部大楼一栋,本年内计划扩充为400张病床,利用原有门诊部扩充为办公室,另加病床160张。是否另建病房大楼,或在原有之楼房上加层,请工程师研究后再行决定。并酌建产房及婴儿室,手术室三间,X光室一间,病理解剖室一间,梯形教室两间(每间容150学生),暨单人宿舍及家庭宿舍,以上各项房屋均以建在协和医院内或附近较为方便。
4。希望1951年暑假以前在汉口跑马场完成如下建筑:
①病理、细菌、药理、寄生虫、公共卫生五学馆,及教室。
②教授宿舍、住院医师以上各级医师宿舍,各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宿舍,学生宿舍。

③如财力许可在此范围以外尽量另建。
④一切建筑应按照全盘计划,在划定之地点内建筑,且须坚固,
⑤其他建筑由建校委员会计划在跑马场修建合于现代化之教学医院(至少600病床),
配合武汉市的发展
(4) 关于设备问题
1。根据同济武大。两医学院现有设备,配合政府招生计划,拟定设备概算,报请中南卫生部拨款。
2。生物、化学、物理应用之试药及仪器,与其他前期各馆应行补充之仪器,均请同济医学院在上海购办,由中南卫生部拨款。
3。各实验室之木器设计,请同济代表团返沪后从速办妥寄汉,以便招商承做。
4。办公室、宿舍、饭厅等处之木器,请武大医学院设计照做。
5。可能由沪运汉之器具,请同济医学院造具清单寄汉,以供参考,准备布置。
(5) 关于人事问题
1。预科教员名额:化学――讲师以上2人,助教4人。物理――讲师以上1人,助教2人。
生物――讲师以上2人,助教3人。数学――兼任教员1人。外国语――俄、德、英教员各1人。
2。武大医学院现有预科教员:化学(正在接洽中)――教员1人(等级未定)。物理(正在接洽中)――讲师1人(必要时可聘请担任助教工作)。生物――讲师1人,助教2人。预科不敷之教员,请同济医学院负责聘请。俄文、德文教员――同济聘请。英文教员武大聘请。体育教员。政治教员。
3。合作医院本年共需实习医师30名,为同济医学院五年级学生保留15至20个名额,其余请武大医学院就申请人员中审核决定。
4。合作医院本年共需第一年助理住院医师23名,分配如下:武大方面:内科2名,外科3名,妇产科2名,眼耳鼻喉科各1名,共9名。同济方面:内科3名,外科2名至3名,妇产科、小儿科、皮花科、X光科各2名,眼科、耳鼻喉科各1名,公共卫生助教兼保健科1名,共16至17名。
5。合作医院医师除武大协和两医院现有人员外,目前尚需者,请中美医院予以补充,科别及人数如下:耳鼻喉科主治医师1人,皮花科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各1人,眼科主治医师1人,病理科主治医师1人,X光科主治医师1人(负治疗工作,以后派来)。
6。传染病院可设病床100至120张,由同济派院长,护士主任,护士、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前来工作,加以发展。
7。卫生实验区由同济派主任、医师、公共卫生护士参加,并先派人至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及东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3月,所需旅费及用费,可由迁建费中报支。
8。双方各科教员升等问题,请先研究交换意见后分别办理,在迁校前办理完毕。
(6) 关于实习医师待遇问题。
实习医师之待遇,中南卫生部已有统一规定(约70分以上)。
(7) 关于编制问题
1。医学院之编制,由建校委员会参考其他医学院情形,并根据各方面之意见拟定。
2。合作医院之编制,暂以400张病床(另有婴儿床50张)为标准,各科床位及工作人员
详另表(表存院),工作人员与病床比例为一比一,婴儿床在内。
(8) 关于概算问题
中南卫生部为办理中南区医事中心,1950年内拟具预算在呈报中央核准中。概算三千万斤米,分配如下:
1。修建及木器占80%
2。旅费包装及购置仪器占20%
(9) 关于建校委员会问题
建校委员会以15人组成之,委员名额分配如下:中南文教委员会1人,中南财经委员会1人,中南卫生部2人,同济及武大医学院各5人,汉口协和医院1人,建校委员会于1950年秋季开学以前成立。
(10) 关于其他问题
1。同济医学院及所属中美医院全部人员物资,于1951年暑假迁汉。
2。建立中南区医事中心问题,尽可能于两年以内完成。
3。希望同济医学院从速组织迁校委员会,重点放在武汉,以便计划一切事宜。
4。结合武汉市公立及教会医院,以便训练人才并提高各院技术水准。
5。一切计划,不仅包括医学院及教学医院之发展,而应拟具广泛的社会卫生建设计划,
配合市政设施。
(11) 同济医学院附设卫校及医减科迁汉问题,为建立中南医事中心,护校及医检科必须单独建立。故护校与医检科,应与中美医院一同迁移,在新基础尚未建立以前,暂与普仁护校及协和检验科合作,以后单独建立并加以发展。
附:报告事项
▲ 六月一日座谈会齐部长传达中南对迁校的准备与意见摘要
一、 中南要求同济迁来武汉与武大医学院结合成一个学校,以便集中双方力量发挥更大效力,共同合作建立中南医事中心。所以以后基本上只有一个单位,将来所用名义,如同济要求保留同济校名可以保留。武大医学院对校名方面,不具成见。将来扩充为医科大学时,其名称由建校委员会研究。
二、人事问题:两校合并以后人事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可以根据年资经历学术经验,由建校委员会来研究决定,行政人员也是一样。
三、与协和医院的关系,现在2已订立五年合作协议,在政府领导下发挥教学效能。
四、已在武昌购买教授住宅七-八栋。武大医院已计划修建改为前期校舍。
五、同济从上海搬来,原则上保留上海待遇的实物标准,折合武汉工薪单位(分)发给。将来全国待遇统一,根据统一标准执行。
六、个别教职员有困难的,中南政府尽量照顾,家属就业子弟转学,迁来后政府负责介绍,个别教授私有重要物资,如书籍,钢琴等可以带来,但虽然这样还是有东西带不来的,政府准备一套基本用具,如锅、灶、床铺、桌椅、柜子等以供使用。
七、中美医院搬迁问题:中美是同济的附设医院,我们要求全部人员物资一齐迁来,因我们准备在跑马场建一基本的医院,至少要有600病床,现在所有物资是不够的,所以希望全部来,而上海方面的医疗器械,病床设备甚多,可以补充。
八、各馆仪器设备,如需要补充,可以添购,由建校委员会全盘计划,提出预算向国内或国外采购。
九、经费:政府全部支持同济迁校,1950年度预算,包括今年房屋建筑设备添置运费旅费共三千万斤米,在呈请中央核准中,明年预算以后再造。
十、希望新生及现有一年级(前期)今年暑假迁来在武汉上课,将来建校委员会有借重于前期教授讲朱之计划及设计,后期及医院部门希望最迟明年暑假迁来,并希望代表团回去以后督促,早日成立迁校委员会,重点应放在武汉。
▲ 孙部长总结发言
一、 同济代表团为中南区人民卫生事业,不辞辛苦,远道前来,备极感佩。
二、八九天以来,代表团同仁各处参观,与武大代表多次会谈,已收获到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成果,具体计划了如何有步骤的组织中南医事中心,各方都以人民事业为重,以伟大的事业前途为远景,从此可以预断,中南区医务卫生事业,会有令人民满意的发展和成就。
三、中南地大人多,病疫复杂,医药卫生任务很重,而现有医药卫生条件不足。极盼代表团返沪后,动员全校师生员工,克服公私困难,早日组织迁校建校委员会,尽速赶来武汉,以便各方提早筹划建校工作。
四、此间招待不周,希多原谅。中南卫生措施方面,希多指教。
(二) 汉口协和医院武大医院合作协约
(三) 汉口协和医院1949-1950报告
(四) 汉口华商跑马场简图
(五) 武汉陆军医院创建纪念册
(六) 照片一册共照片90帧编有号码
以上二至六各件,或以文字冗长,或以制版不便,均存医学院办公室,以备随时索阅,
至于照片图表、锦旗,当另行公开展览。
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武汉代表团
团长 唐 哲
副团长 林竟成
团员 金问淇
梁之彦
于光远
武忠弼
徐增祥
吴滋霖
王自模
陈汉兴
华东教育部刘煌科长
一九五○年六月十二日

埃里希•宝隆-同济创始人
埃里希•宝隆 ErichPaulun 1862年3月4日出生于德国布伦瑞克(Brauschweig)附近的舍彭施德特(Schoppenstedt)。曾在基尔的海军学校学军医。毕业后当军舰舰医。1891年,随舰来到上海。当时上海流行霍乱、伤寒、疟疾等病,且缺医少药。他便离开海军,先回德国进修医学。2年后他再次来到上海时,已具有较高的外科手术水平,成为当时中国最早施用手术治疗癌症的医生之一。起初,中国病人由于惧怕西医,不让宝隆诊病,他就进行宣传解释,使人们了解西医,相信他能治病,并与在沪的几名德国医生组成“德医公会”。1899年,宝隆见德医公会营业不振,就想办一家门诊所,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的支持,他们向中国绅商和德国公司、企业募捐到一笔款项。克纳佩又派费舍尔施压力于上海的中国官员。上海道扎饬善堂,拨了坐落张家浜新马路(后名白克路、现名凤阳路)旁一块地皮,给宝隆办医院。院门口挂上一块一尺见方的小木牌,上写“同济医院”,寓意该医院是德国人与中国人同舟共济的。后来,宝隆拟在医院内附设一所德文医学堂,招收中国学生,培养施诊医生。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及德国高等教育司司长阿尔托夫的赞同。1906年,设立了一个支持医学堂开办的基金会,取得德国“促进德国与外国思想交流的科佩尔基金会”的协助,筹集到价值八万马克的一批医科书刊及新式的外科手术电动器械等物品,这些物品在启运上海前,先在柏林医院展览一周,德皇威廉二世和清政府驻德公使孙宝琦曾到场观看。1907年6月医学堂开学前,阿曼教授从德国带来了一批大专院校和企业捐赠的挂图、标本、显微镜、各种器械以及医学专业书籍,其中最可贵者,是摹绘自柏林大学的解剖与生理挂图。经过宝隆等积极筹备,1907年6月3日召开德文医学堂成立会, 宝隆任校长,10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1908年德文医学堂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

同济历史沿革(合校前)
德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获胜后,实现了以普鲁士邦为首的全国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9世纪90年代,德皇威廉二世推进"世界政策",向海外扩 展殖民地,争霸世界。 1891年德国海军舰医埃里希•宝隆(Erilch paulun)随舰首次来上海。当他看到上海流行霍 乱、伤寒、疟疾等疾病,且缺医少药时,就决定离开海军,先回德国进修医学。1893年他 再次来到上海,就在德国总领事馆附近设立了诊所,并与在沪的几名德国医生组成"德医公 会"。1899年,"德医公会"营业不振,宝隆私下通过中国绅商和德国公司、企 募捐到一笔 款项。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克纳佩(W•Knappa)乘八国联军战胜中国的余威,派领事馆参赞费舍尔(P•D•Fischer)施压于上海的中国官员上海道扎饬善堂,拨了座落在张家浜新马路( 现上海凤阳路)旁一块地皮,给宝隆办医院。1900年,宝隆创办的"同济医院"正式挂牌。医 院的医师大都是"德医公会"成员。他们白天忙于经营自己的诊所,只有傍晚到医院看门诊、动手术。宝隆看到医疗力量不足,拟在院内设立一所德文医学堂,招收中国学生,以培养施诊医生,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及德国高等教育司的赞同。1906年,设立了一个支持 医学堂开办的基金会,得到了德国"促进德国与外国思想交流的科佩尔基金会"的协助。筹集到一批医科书刊及新式的外科手术电动器械等物品。这些物品在启运上海前,先在柏林 医院展览一周,德皇威廉二世和清政府驻德公使孙宝琦曾到现场观看。

1907年6月医学堂开学前,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在上海不仅号召德国商人捐款,而且要求德国洋行向中国商人募捐。费舍尔还要求中国官方资助,捐款金额较多者可成为医学堂董事会董事。医学堂建立时定名为上海德文医学堂,成立了董事会。董事会由18人组成,主要成员有:三个德医公会元老:宝隆、福沙伯、福尔克尔;三名德国商人:莱姆克、米歇劳和赖纳;两名中国绅商:朱葆三(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及上海商务会会长,大买办)、虞洽卿(荷 兰银行买办);总领事馆的副领事弗赖海尔•冯•吕特等。宝隆被推选为董事会总监督(董事长)兼学堂首任总理(校长),全面负责学堂工作。校址设在同济医院对面的白克路 (今上海凤阳路)。1907年10月1日医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1908年,"德文医学堂"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寓意德国人与中国人同舟共济)。"同济"二字从德文"Deutsch"谐音而来。1909年,宝隆博士因病于3月5日在上海逝世。上海德医公会元老福沙伯博士接任同济德文医学堂总监督兼总理。1910年12月,德国政府及工商界看到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已取得信誉和办学经验,同 时认为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而且近千名德国商人在上海经商,于是他们策划办一所工学堂。12月10日,德国工商界和银行界领袖***,推选德国枢密政府顾问费舍尔博士为首,在中国建立一个德国工学堂协会。在费舍尔的号召下,短短几月就筹得175万马 克资金。

  1912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增设工科,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设医、工和德文三科。由校董事会筹措办学经费,由福沙伯全面领导学堂事务。当年,医正科三级学生张近枢、何理中、江逢治3人,按照德国大学医科考试规则参加学堂的第一次毕业考试,均顺利通过,如期毕业。他们是同济医工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2月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不久对德宣战。3月17日,上海法租界当局以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的产业,为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机械制造武器为由,当众宣布解散学校,并限令师生当日离校。为此,社会各界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设法对同济学生作善后安排。教育部马上派人商议,把学校迁到吴淞镇,继续开学上课。4月23日,教育部下令学堂改属华人私立学校,由华人董事会办学,直属教育部领导。同年12月,更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2年学校迁往吴淞镇。

1924年5月20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改名为同济医工大学(因此,5月20日定为校庆日)。1927年8月,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管,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原医、工 两科分别更名为医学院、工学院。1937年又先后增设了文、理、法等学院,从而成为了一 所多学科的综合大学。学校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同济大学医学院学生就积极参 加反帝大***,并通电社会,揭露"五卅"惨案真相,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学校成为抗日救国会,上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多次同上海其他大学的学生一起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积极抗日。学校还组织了抗日救护队,支援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同年8月,日本飞机接连轰炸吴淞地区,校舍 遭到严重破坏。广大师生团结合作,同舟共济,有沪西迁,途径浙江、江西、广西、云南,历经艰辛,辗转跋涉千里,于1940年10月到达四川省宜宾县和南溪县。师生齐心协力,在危难艰苦之中,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进行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当迁校至江西赣州时 ,医学院德籍院长柏德辞职,由皮肤科专家宁誉任院长,他是第一位任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的中国人。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7月,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回上海。1947年,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济师生3000多人,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1948年1月,为抗议反动当局迫害进步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绝食斗争。解放前夕,学校 组织了应变会、纠察队,积极开展护校应变工作,取得了团结护校迎解放的胜利。1949年 5月,上海解放。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唐哲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医学院院长。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同济医院内迁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命名为"中南同济医学院",由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主管。同年,300多名师生积极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上前线为志愿军服务。1951年6月,中南同济医学院成立党支部,殷传昭任党支部书记。1955年3月,同济医院从沪迁汉,完成 后期部分的迁院工作。1955年6月,汉口协和医院划归中南同济医学院作为附属医院,迁校建校任务完成。

1955年8月,中南同济医学院更名为武汉医学院。唐哲任武汉医学院院长。同年,山东医学 院卫生系学生及部分教师调整来汉与学院公共卫生学馆师生合并,建立了卫生系。1956年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1957年2月,召开中共武汉医学院第一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一届党委会,设党委常委,殷传昭同志任党委书记。1958年3月,李光宇同志任党 委书记。同年,增设儿科系(1962年停办,1978年恢复)。1959年4月,召开中共武汉医学院第二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二届党委会,未设党委常委。李光宇同志任党委书记。1960年6月,召开中共武汉医学院第三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三届党 委会,设党委常委。李光宇同志任党委书记。1962年,经卫生部批准,学院在全国医学院校中第一批改为六年制。同年,在医学系增设了德语医学班,并在部分年级开设了德语普通班。1965年,苏星同志任党委书记。从1966年开始,"***"十年***,学校连续5年未招收学生。1971年,开始招收 工农兵学员。1972年增设药学系。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胜利召开,经过拨乱反正,端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校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8年起,学校由卫生部主管,受卫生部与湖北省双重领导。同年,在卫生系增设环 境医学专业。从此,全院各学科恢复招收研究生。1980年,医学系恢复德语医学班,学制 为六年。1981年2月,张泽生任临时党委书记,裘法祖任武汉医学院院长。同年8月,召开武汉医学院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四届党委会,设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届),张泽生同志任党委书记。1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院为首批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单位。1982年建立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并开设三年制卫生管理 专修课。1984年,吴在德任武汉医学院院长,裘法祖任名誉院长。

1985年7月,武汉医学院改名为同济医科大学。吴在德任校长,裘法祖任名誉校长。从1985 年起,在学生中试行学分制和学年制相结合的新制度。1986年,正式成立法医系,7月,召 开中共同济医科大学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济医科大学第五届党委会,设党委 常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届),叶世铎同志任党委书记。1987年2月,在马列主义教研 室的基础上,成立了社会科学部。同年实行校长负责制,11月,刘树茂同志任党委书记。1 988年创办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1989年,临床医学专业开始招收留学生,同年,恢复党委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91年成立妇幼卫生系。批准建立基础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 2年6月,召开中共同济医学大学第六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党委会,刘树茂同 志任党委书记,薛德麟同志任校长。同年10月,"中国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在校内挂牌。1 993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在校内挂牌。同年成立预防医学系、环境医学系,卫生管理系、教育技术中心。1994年11月,批准建立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1997年9月,黄光英同志任党委书记,洪光祥同志任校长。同年,学校全面 实行学分制。2000年,新增生物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同济50年前的历史(一)

50年前,国家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当时的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是全国最有名气的医学院。那时国家的行政区划为几个大区。中南区包括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等省,医疗条件特别是医学教育条件很差。当时的中南区主席是邓子恢。他向中央要求从上海迁一所医学院到武汉,建立一个中南地区最大的医事中心。中央作出了决定:把同济大学的医学院迁往武汉,工学院迁往大连。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代表团。
代表团一支由医学院老院长唐哲带队前往武汉考察,一支由工学院李国豪院长带队前往大连考察。回沪后分别写了总结报告。唐院长从事业发展出发,并被武汉人民和领导的盛情接待殷切期望所感动,坚决要求去武汉,并动员大多数教授前往。要知道当时的上海与武汉真有天壤之别,这些教授们毅然同意奔赴武汉之举,可歌可泣!
让21世纪的年轻知识分子了解5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挺有意思的。

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代表团总结报告(一九五零年六月)
一、 历程:
五月廿三日下午六时代表团一行十一人搭沪粤通车离开上海,取道浙赣路经株州长沙前往武汉。因长沙湘雅医学院为国内知名的医学院,我们为了吸取教学经验,了解在内地发展医学教育的具体环境,决定在长沙下车前往参观。廿五日下午三时车抵长沙,安顿住处以后即赶赴湘雅,因受时间限制,祗参观病房及医学院的各种设备,未与湘雅当局作深刻座谈,所以所得印象比较表面。廿六日上午八时乘172次车去武汉,下午八时半到达武昌总站车停五分钟,武大医学院院长范乐成,武大医院院长周裕德及工会代表六七人在车站欢迎,据范院长说武大同学昨晚从珞珈山曾来欢迎,但代表团因逗留长沙未到,扫兴而返,我们除对他们的热忱表示感谢以外,因互相素不相熟,而且他们欢迎事出意外,思想上没有准备,所以代表团很觉窘迫。
我们在武昌车站下车以后,已有卫生部王科长等在等候,招呼行李引导过江,此时细雨蒙蒙,卫生部齐副部长林副部长等冒雨在汉口江边等候,经一一介绍后,当即用汽车接我们至车站路新新饭店(卫生部招待所)住宿,对于生活上细节,特派王管理员招呼,照顾备至,我们都非常感激。参观及座谈日程,事前已由卫生部向各方面商洽排定,当晚由齐部长将日程表交代表团征求意见,经我们商讨后完全同意,全部日程如下:
日期 上午 午饭 下午 晚饭 其他
5月27日 休息 新新旅社 卫生部座谈 卫生部招待
5月28日 参观武大医学院 新新旅社 参观武大医院 中南军政委员会招待 武大医学院学生会欢迎会
5月29日 参观湖北省立医学院及武昌省立医院 湖北省人民政府省立医学院省卫生局招待 武大座谈会 武大招待 武大医院职工会欢迎会
5月30日 察勘华商跑马场及参观天主堂医院 新新旅社 参观协和医院并举行座谈了解情况 协和医院招待 协和医院晚会
5月31日 代表团会报并讨论工作 新新旅社 参观武汉陆军医院 陆军医院招待
6月1日 参观普爱医院及梅神父医院原址 新新旅社 与卫生部武大座谈 军区后勤卫生部招待
本日上午邓副主席子恢于八时半前召代表团唐金梁林于五位教授至官邸谈话
6月2日 参观市立第一二医院卫生实验所卫生事务所 新新旅社 与卫生部武大座谈 武汉
市卫生局招待
6月3日 代表团讨论工作 新新旅社 与卫生部武大座谈 武汉同济同学会招待
6月4日 代表团讨论并修正座谈会记录 新新旅社 与卫生部武大座谈并通过座谈会记录 中南军政委员会饯行
6月5日 休息 新新旅社 到卫生部辞行 新新旅社 下午九时半启程返沪
六日上午抵株州,转车于晚十二时后达南昌,原定参观华中医学院之举,不得已作罢。再补购票转沪。由于代表团十一人自株州达上海,仅购到卧铺一张,故大部分日夜危坐车中,疲惫不堪。及八日晨始抵沪,下车后赶即进行总结工作,参观的详细情形见第四节。至代表团在汉生活大抵每日晨八时外出参观,中饭多半回旅馆吃饭,下午又外出参观,或参加座谈会,晚应各机关宴会,约十时回旅馆后即作当天参观所得印象的会报,并提出问题,作为下次会谈之中心内容,除正式之座谈以外,为便于解决具体问题,曾由正副团长及教授与邓副主席卫生部部长分别会谈三次,所得结果均极良好,至于座谈记录总结详见综合记录。

二、中南区武汉市一般情况及教育医药卫生设施概况
(一)中南区:
人口:141,746,426人
教育情况:学校数:大学(见附表一)
中学 1139所
小学 54134所
学生数:大学(见附表一)
中学 330356人
小学 4417844人
医学院校分布情况:全区共有十一个医学院,公立九,私立二(岭南大学、光华大学医学院)。九个公立中有华中医学院,则归中南军区卫生部领导。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领导的有湘雅医学院。除省立归省领导者外,其他目前尚由中南区教育部领导,
分布详情见附表三。
医院情形:
A、公立医院计有265所其分布情形;附表略
B、私立医院及其分布情形:附表略
C、公立医院工作人员统计:附表略
D、私立医院工作人员统计:附表略
其他卫生机关分布情形:附表略
中南区医务人员统计:附表略
公教人员待遇:见附表四
地方病:略
鄂豫赣解放后大专学校教职员及学生统计表(附表一)
中南区教育情况调查表(附表二)
中南区医学院校一览表(附表三)
(二)武汉市:
武汉市现有人口1,008,195人,市街整洁,颇具现代化都市之规模,主要街道都为柏油马路,经济情况已逐步走上好转,工商业据最近报纸所载也已渐趋发展,日间市容虽不及上海熙攘繁华,但夜市至十一时前还很热闹,武汉物价平均比上海为低。
籼米 斤 1050
煤球 担 15000
顶上酱油 斤 2400
鳜鱼 斤 1500
鸭蛋 个 300
豆芽 斤 500
洋布 尺 3400
消发地亚净 片 1000
麻油 斤 4000
上白糖 斤 6800
猪油 斤 7000
虾 斤 1600
鸡 斤 5000
统粉 63200
干柴 担 6000
猪肉 斤 5000
鲤鱼 斤 1000
皮蛋 个 400
解放皂 条 1700
士林布 尺 4800
电影票 1500~3000
菜油 斤 3800
盐 斤 2000
牛肉 斤 3200
鸡蛋 个 200
菠菜 斤 300
龙头布 尺 2800
男短袜 5000
竹布 尺 3000
府绸衬衫 件 40000
人力车自车站路至沿江大道1200
1。武汉市均有讲价实际可能较上列为低
2。牛奶在武大农学院可设法洽订闻价廉物美
日用品大约比上海贵10%左右,而本地土产如皮箱皮鞋等比上海便宜,医院伙食大约每月廿五分,武大学生每月伙食费5万元,吃得很好,每月可打牙祭二次,大娱乐场所的设备自然比不上上海,但电影票价有低仅1000到1500元,对同学来说是很经济合算的,武汉唯一的缺点就是天气太热,据本地人说,最高的室外温度可达120度,柏油马路要软化,每年夏季大约有一两星期晚上热得睡不着觉。
武汉市的交通四通八达,为内地的中心,根据邓副主席及孙部长齐副部长的谈话,他们一致指出武汉在三五年内一定要大大发展成为现代化的都市,第一步的计划是人口由一百万增加到三百万,第二步增至五百万,最后的目标要发展至一千万。武汉市政府正在设计大规模的市政建设,横跨长江联系武汉的大铁桥正在测量,准备在1952年完工,中南区准备大大发展工业,如铜、钨、锑、锡等采矿工业,铁路方面正拟修筑襄花,川汉等铁路,所以武汉市的繁荣发展,具有充分的条件,将来中南的卫生建设,亦将配合着全中南的经济建设而大大发展。
兹将有关数字列举如下:
教育情况: 大学 2所 人数 不详
中学 30所 人数8833人
小学 309所 人数 64606人
医学院分布情形:(见中南区调查纲目)
医院情形: 公立医院 3所(市立医院2所,传染病院1所)
私立医院 20所
项目 公立医院 私立医院
病床数 456 1010
门诊人数
住院人数
医师数 66 126
护士数 110 136
助产士数
药剂士数
技术人员数 55 103
其他卫生机关分布情形:
武汉市人民政府设有卫生局,该局并设有武昌卫生科,汉阳卫生所,卫生试验所,及卫生技术学校等机构.
武汉市医务人员数
项目 公立医院 私立医院
医师数 173 685
护士数 210 234
助产士数 49 248
药剂士数 22 20
技术人员数 67 147
注:中医,牙医,药剂生,镶牙生未列入表内。
公教人员待遇(见前中南区调查附表四)
地方病(见前中南区调查报告)

同济50年前的历史(二)

三、中南区卫生部对本校医学院迁往的准备
中南区包括湘鄂粤桂豫赣六省和海南岛,拥有人口一亿四千万,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但是医药卫生设施,因为过去国民党反动统治只只剥削人民,根本不重视人民的健康事业,所以除了湖南广东两省比较有基础以外,其他各省都尚待发展。解放以后,社会形势基本上起了变化,中南区卫生部为了配合武汉的发展,中南的经济建设和满足广大农村在土改以后人民的迫切要求,亟须大量培植医学人才,全面展开卫生建设,因此建立起能领导全中南的医事中心,已经成为中南区的迫切工作。所以本校内迁武汉与武大医学院合作,目的即在稳步发展,达到能共同肩负起领导全中南医药建设的任务。基于中南政府大力发展卫生事业的决心和中南人民的迫切要求,我们代表团到达武汉以后,很自然的受到了中南政府和其他医务机构的诚挚的热烈欢迎,这并不是代表团的几个人,而是欢迎同济师生员工过去孜孜工作的成绩和行将为中南人民建立健康事业而奋斗的决心,在与卫生部的座谈中,孙部长齐部长林部长很明确而诚重指出了这一点,武大师生和武汉医务界所表示出来的欢迎热忱,也正是为了这共同的事业,在中南卫生部的领导和大家精诚合作下,有了辉煌灿烂的前途。至于中南对同济的迁校准备,是有计划有步骤有决心的,综合齐部长的谈话,可以分以下几方面来说明:
1。为了发展中南医药卫生,同济迁武汉以后,武大与同济合并成为一个单位,以便集合力量在共同合作的基础上,培养人才,进行医务建设。至于合并以后的名义,因为同济的历史比较悠久,假使同济要求保留同济这个名义,中南卫生部及武大医学院不具成见,可以同意。但是中南卫生部和武大方面,敛认为了明确领导中南的医药教育,成为中南的医事中心。在将来成立医科大学时,应用"中南医科大学"这个名称。因为第一步须达到武大同济的合并,所以我们在几次座谈会中的各项问题,完全根据这个原则来商讨的。
2。教学医院:在汉口的医院比较基础好的,为协和医院,本来是私营的教会医院,现采取合作的方式,在同济未迁武汉以前,先由武大和他们合作,武大原有的武大医院结束后迁到协和医院,正式的合作协约已经签字(见附件二),原则是由240病床扩充为400床,发展成为教学医院。医院院长由三方面产生,经费由政府负责支持,收入由政府监督使用。除协和以外,将来还要在跑马场建筑600病床的现代化教学医院。
3。地皮房屋:
A。武大医院范围内作为医学院前期临时校舍,原有破旧的两幢大楼,重新修建后作为前期生理、生化、解剖(组织)三学馆;进门的一座病房大楼之放射科手术室等三大间,改作教室,其余作为生物、化学、物理等预科之用。其他房屋甚多,可作学生宿舍,职员宿舍,大礼堂饭厅等。
B。在武大医院附近烈士街购买房屋七栋,并可能再添购一栋,作为前期教授宿舍,每栋可住两家,大约一家可有大小六间房。
C。扩充协和医院,添建病床大楼及门诊部,由合作医院筹备委员会计划设计。
D。华商跑马场面积约420亩,已由市政府拨给医学院,作为永久校址。中南医事中心的全部计划将在此实现,建筑完毕后将在武大医院之医前期部分迁并过来。
4。经费:中南军政委员会为了发展中南区卫生建设,虽然今年是财经困难的一年,但中南有决心,故预备作为建筑及迁移发展的经费没有什么困难。1950年度已造就三千万斤米概算(约合人民币二百四十亿),呈请中央核准中。
5。发展计划:目前考虑还不成熟,须待建校委员会成立后详细研讨,初步意见为:
A。组织上成立医科大学,包括医学院,卫生学院,药学院,师资进修的学系或各地轮流进修的组织,及各种流行病研究所,暨全中南的出版中心(包括教材,杂志发行等等)。
B。首先着手培植助教,另外成立教材部,专门准备教学材料(图表印刷模型等)。

C。与各方面配合
(1)与卫生部行政结合建立实验区,领导学术研究,培植人才。
(2)与卫生局结合发展城市公共卫生,以武汉市作实验区。
(3)与乡村实验县结合。
至于房屋之建筑使用,经费之应用,以及将来的发展计划,待建校委员会成立以后共同蹉商,慎重研究决定。

四、参观各单位纪实
1。湘雅医学院
三月廿五日午后三时许,我们一行十一人,由株州搭货车抵达长沙,专程参观湘雅医学院和他的附属医院。湘雅位在长沙市的边缘上,医学院和医院在一起,共占地116亩,里面林木苍葱,楼台耸立,自有一番气象。据湘雅院长称:自抗战军兴后,湘雅校舍摧毁殆尽,祗余前楼,四壁徒立,胜利后复员返湘,才就原址力图恢复,不数年如今已是焕然一新,较诸当年有过之无不及也。
湘雅现有三四层楼约念幢,均系新建。高大宽敞是其特色,医院部分各科病房布置大同小异,据悉系按照美国耶鲁大学医院之方式安排,各病房均有独立之小厨房,厕所,浴室及护理室小化验室等设备,病床则均系美国赠送之一般普通床铺,病床总数300张,经常住院二百余人。
湘雅的手术室一排数间。化验室较小。X光方面。他们的房屋新近才落成,一共有十多间,现有一架普通透视用的小型机,大部分的东西都还没有装配就绪。(有深度治疗X光机一具,尚缺零件。)
值得一题的是他们的新落成的门诊部,那是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房,除了底层和二层供各科门诊和挂号配药等用外,三层作为宿舍,与我们门诊部比较之下,真是相形见绌,无怪乎我们的门诊要那么的拥挤了。长沙人口约50万,湘雅的每日门诊人数通常在300至600之间。
在医学院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湘雅的图书馆,,那是一幢独立的二层楼房。底层作为阅览室,为学生集中读书的所在,我们参观时,正值晚膳时间,室内无人,但全室桌上书籍笔记罗列堆积,尚未收拾,于此可见湘雅同学必十分努力于学习也。楼上是藏书室,杂志很多。多半是英文的,德文参考书甚少。
综合的说,湘雅占地面积颇广,学校与医院集中,便于教学,抗战胜利后不数年,已能恢复如此基础,足为我们建校的借镜。
2。武汉大学医学院
由招待所到珞珈山武汉大学,是由武大医院的专车接我们去的,齐部长陪同前往,在武昌江边等候我们的武大专车上,满结鲜花和欢迎标语(照片No.23号),车抵武大后,医学院全体同学在门前列队欢迎。歌声、爆竹声和欢呼声合成一片令人感动的热烈场面,校内布置了欢迎会场,国旗,锦旗,标语,鲜花到处布满。会上武大医学院范乐成院长致欢迎词:说同济迁来是武大同学的福音,并简短地介绍同济的历史,推崇备至,此外唐院长林院长和齐部长都说了话,接着由武大同学献旗献花并由各级各小组献词和宣读致敬书(我们都带了回来预备展出),会后开始参观。
武大医学院设立迄今尚未满三年,地址在离武昌市十五公里外的珞珈山上,那是武汉大学的校本部,全校共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学院,散布在风景秀丽的珞珈山麓,学校范围之大,简直无法估计。因为校内交通工具的缺如,有的教授从宿舍到教室去上课,须在上课时间前一小时动身步行前往,于此可见其面积之广。校舍规模宏伟,气象万千,医学院因历史较短,尚无固定专用院舍,系借农学院大楼暂用。
武大医学院的学制是七年制的,他们有二年的预科,专读理化,生物等科目,现在共有三班学生,预科一二年级各一班,本科只有一班(即第三年级,相当我们的第二年级),全院学生99人,教授方面除预科及解剖学和生化外,其余各科师资,尚付缺如。各学馆的设备方面,以设立伊始,诸待充实。但重要的仪器也有一些,而且都是比较新的,只是数量上少一点。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显微镜,因为过去伪教育部分配给他们的美金,据说有三万五千元(同济全校仅一万余元)之多,所以他们采购了不少新东西,有的尚未开箱,全新的显微镜共有一百十架,其中德货Leitz的即有三十架,我们学校颇缺好的显微镜,将来对教学及工作上,可以得到不少便利也。
3。武大医院
在武大医学院参观后,我们便原车回到武昌,由武大招待午餐。下午参观武大医院,车抵医院门前,即已听到院内锣鼓喧天,鞭爆齐鸣,歌声起处,但见人头攒动,热情洋溢,工会主席高教授领导高呼口号,表示欢迎(参阅照片No.42.43)。并由某教授之女公子代表献花。
武大医院地址在武昌东厂口,一部分是前武昌高等师范的旧址,现在作为办公室厨房和一部分职工宿舍等用,主要建筑为二层楼房(参阅照片No.29.37)五幢,其中三幢已作为病房,手术室及职员住宿,其余二幢目前业已包工修建,计划改为将来同济迁去后前期一部分学馆应用,此外尚有独立小型洋房四幢,建于医院后部武昌有名的蛇山脚下,每幢现住教授一家,有正室四间,并有浴室,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及厨房等,较诸我们同济的教授宿舍,真是悬殊何止霄壤。单人宿舍亦有一幢,此外之零星旧建筑物尚多,加以修葺即可应用。
在距医院约十三四分钟(慢步)路程之烈士街,有独立单幢二层楼房八幢,上下各有房间五个,后面并另有厨房及饭厅等平房,其中七幢已由中南卫生部购下,作为将来前期教授住宅,另一幢尚在洽购中。
医院人事方面,共有主治医师以上十四人,住院医师以下廿人,除外科,耳鼻喉科及儿科各有主任一位外,其余临床各科,均乏人主持,或仅有医师一、二人,设备方面以外科较为充足,全院共有病床117张,门诊病人平均每日二三百人,住院病人经常约一百人。
武大医院第二日并为我们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出席全院员工二百余人,会上歌声欢呼声连成一片,周裕德院长致欢迎词,对同济之推崇使人不安,并说明武大对合作之热烈的希望。后由工会代表向我们献全院同仁签名的锦旗一面,嘱代向同济全体同仁致敬致候,希望我们早日迁去。
武大医院给我们的印象是规模已具,但技术人员尚不敷发展之需,库房里有些器材正有待充分利用,而各方面同仁对于同济迁去报有很大热诚,处处表现在言语与态度上,甚能使人感佩和满意,所以合作的前途必定乐观。
由武大返汉后,当晚由中南军政委员会设宴招待,邓子恢副主席亲临主持,发表谈话表示诚意欢迎同济去为中南医药卫生建设事业努力,作陪的有军政委员会各部会首长数十人,情绪热烈而和谐,表现了中南对同济的重视和热望。
4。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位在汉口北郊中山公园侧,搭汽车由市中心前往十余分钟即达,全院面积约六十亩,二层及三层大小楼房近念幢,院内环境颇优美,共有病床240张,住院约200人,门诊病人每日平均二三百人,夏季较多。
该院系由教会所办,约有八十年历史,抗战期间,日寇曾将该院院长英人Gillison等全部禁闭集中营凡三年,抗战胜利复员后重加整理,始克有今日之规模。
该院共有医师念余位,一部分系外籍,设备方面在武汉可谓首屈一指,放射科重要设备,共有大型X机五架,深度治疗X光机一架,镭锭240公丝(Mg),该科由英人Paterson负责。外科设备亦不差,惟大手术室仅一间(参阅照片No.54)数目不够,尚须添建。协和的化验室是我们参观各处医院后认为最完善的一个,规模大,内容丰富,工作人员也多,这可能与协和的医事技术专科学校有关(后面当略介绍),协和还有一个理疗科设备也很好,也是我们各处参观中最完善的一个。
应该提一提的是协和里面由教会主办的医事技术专科学校,他们称之为I.H.T.(Institute of Hospital Technology)由英人Miss H.Waddington主持,已有二十余年历史,里面共分五科:即理疗、X光、调剂、检验与机械科,学生来源素由各地教会医院保送,据云近年来对各地公立医院保送者也接受,学生人数不多,但各方面均井井有条,成绩不弱。与机械科的有关的同时值得特别介绍的是协和的器械修理部,俨然一颇具规模的小型工厂,主持者是一位英籍青年,设备方面有发电机,车床,电锯等等,并有蒸馏机一部,每小时可制蒸馏水60加仑,该部经常业务系为协和本院及其他各医院等修理和制造医疗器械,就目前言,国内各医院或难望其项背,将来加以扩充,对于医事中心之建设,应占重要地位也。
此外协和尚有护校一所,据云成绩不差,由刘干卿先生主持,学生90人。晚间协和准备了丰盛晚餐款待我们,院长纪大夫(Dr.Gillison)操流利的华语致欢迎词,颇为恳切。餐后在该院灵光堂由协和工会主席主办欢迎晚会,表示对代表团的欢迎,武大医院工会亦有数十人出席参加联欢,情绪热烈高涨,象征了合作前途的光明和融洽
。与协和医院比邻的是中山公园,园址相当宽大,园内有湖可以荡舟,花木甚多,风景秀丽,可媲美上海中山公园,园内一角有游泳池、体育场和动物园。
5。跑马场(参阅附件四)
从协和沿宽阔的解放大道去跑马场,步行约十五分钟,这里是中南划为建设医事中心的基地,面积初步测量约420亩,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地,现在暂作农场,祗在一角有旧看台一座及房屋数幢,这里位在汉口北郊,汉口是一个沿江建筑的狭长都市,将来市区的发展必然向北郊扩大,如此则跑马场即可变为市中心点,目前武汉都市计划委员会业已成立,前途未可限量也。
6。湖北省立医学院与省立人民医院
院长朱裕璧氏,前为该校筹备人,1943年5月成立于湖北恩施,抗战胜利后始迁武汉,以武昌两湖书院旧址为校舍,目前该校有六年制医科六班,专修科二班,护校四班,药剂科三班及助产科一班。该校教学医院为湖北省立人民医院。(参阅照片No.88-90)该院有内科病院,外科病院,及妇产科病院,分设该校附近,病床共300余张,正在建筑新病房及手术室中,本校校友在该校任教者有该校公共卫生学教授孔麒先生及解剖学教授韩法亮先生等。
7。武汉陆军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陆军医院,是利用原国民党武汉陆军总医院修建而成,全院占地200余亩,修建工程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历时五月余,完成修建房屋678间(12栋),及一切电器,卫生暖气等设备,共耗资人民币四十二亿七千余万元,如今已成焕然一新,规模宏大及建筑雄伟之正规化医院。参观开始之前,由该院李政委等领导参观该院模型室陈设之沙盘模型(参阅照片No.74)。全院形势尽收眼底,使人获得全盘具体印象,对各部参观之了解帮助不少。
该院病房分为干部病房与普通病房,共有病床600张,军级干部病房每人可有房间三个,布置精美,为武汉冠。该院并附设护士学校一所,新厦业已落成)。
与普通医院不同的是该院有休养员代表会的组织,由伤病员自己管理自己,对医院秩序之建立及纪律之遵守等等,帮助不少。武汉陆军医院是由破坏不堪的旧屋大力修建而成的,仅仅费时五月,耗资四十余亿元,即已有此规模,成为武汉最大最新的医院,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将来建校的最好榜样,也使我们大大地增加了对建校前途的信心。
8。武汉市立第一医院
市立第一医院位在汉口市内,建筑较旧,但甚为宽敞(参阅照片No.80.81.82),护士及助产士52人,有病床200张,设备方面可以维持日常业务,该院并附设护士学校一所,有学生120人,本校校友在该院服务者有内科主任傅志尧医师等数人。
9。武汉市立第二医院
市立第二医院位在汉口市区,系利用前"法国巡捕房"改建而成。成立迄今仅五月余,共有病床150张,该院在医院企业化的目标下,已逐步做到自给自足的境地,人事方面共有医师29人,护士50人,该院之设立,原拟为市府工作干部解决医疗问题,但目前已发展为一般性的医院,病床免费额占15%,收费方面少数项目较之上海市立医院为高。
10。梅神父纪念医院
该院位在汉口市缘,原系教会纪念死亡于中国之梅神父捐资建筑者,据传前因该院修女无理蛮横压迫打骂吾国护士,引起各界愤慨,经改组为职工医院。现有病床170张,该院周围三面临湖,环境清幽,(请参阅照片No.66-72)易于隔离。据悉中南医生当局有意以此为基础建立正规的传染病院,本校迁往后当尽力协助其建立,将来发展前途甚为可观也。
11。普爱医院
为教会所创办,历史悠久,院址在汉口市内,门诊部内悬满病人痊愈后所送匾额,院址亦相当宽敞,惟房屋多半年代较久,值得一提的是附设该院内的普仁护士学校,该校历史悠久,培养护理人才不少,现有独立建筑物一大幢(请参阅照片No.64.65),教室设备颇佳,墙上嵌有南丁格尔住宅之砖石块(参阅照片No.63),供人景仰,并以此鼓励学生之服务精神,颇有意义。
12。卫生试验所
该所系新成立,各部门工作目前尚未完全展开,设备方面亦尚在充实中。
13。卫生事务所
我们仅参观了一所,但设备与人员太少,房屋亦较差,因之业务范围不大。

同济50年前的历史(三)
五、代表团底观感和意见
根据我们在汉口从各方面详细观察和审慎研究所得,我们对于同济医学院迁汉的感想和意见如下:
1。中南区军政和卫生当局对于本院迁汉是有准备和决心的,这可以从中南军政委员会邓子恢副主席和中南区卫生部孙仪之部长,齐仲垣、林之翰两副部长多次谈话中表示一种建设中南区卫生事业和发展同济之肯定语气,以及拨款三千万斤米(约合240亿)之多,为本年迁校及设备修建之用,划跑马场420亩面积,为修建中南区医事中心之用,他如前期教授宿舍之购买,协和医院之改组与兴建等具体事实上和各种计划性之表现上得到说明的。
2.中南区军政和卫生当局对于同济医学院是十分重视的,这可以从邓副主席孙部长齐副部长林副部长,暨其他机关首长公开谈话中,对于同济医学院的推崇,以及渴望同济迁汉以领导中南区医药卫生建设(坦白承认中南区卫生人才缺乏),并对于代表团之热烈欢迎与款待,本院迁汉之特别照顾,得到证明的。
3.武汉大学医学院对于与本院合作是有诚意的,这可以从武大医学院医院以及工会负责人公开谈话中,承认自己历史太短,人才太少,无法独力担任中南区之医药卫生建设人员之培植。并承认同济比他历史长,人才多,表示愿与同济合作,共同建设中南区卫生事业,其他如对于名义问题上的让步,全院师生员工对于代表团之热烈欢迎,献词。献旗,黑板报之欢迎词,并从个别接谈和行动上可以得到证明的。
4.中南区和武汉市医事卫生建设是具有重要性和远大的前途的,这可以从中南区和武汉市之地理形势,交通情况,工业发展和人口增加趋势而得到结论,其他如财经情形虽较华东优越,而卫生建设则较为落后,以及军政当局对于卫生建设之重视,卫生当局对于中南区卫生建设之报有决心和远大的计划,可以得到证明的。
5.迁校之具体条件在中南区方面已在有步骤地迅速地准备中,据当局表示前期迁校条件如前期各馆(生理、生化、解剖)实验室课堂宿舍于本年秋季可以完成。后期五个馆(病理、药理、寄生虫、细菌、公共卫生)于1951年暑假可以完成,教授宿舍,学生宿舍、员工宿舍以及教学设备均在积极计划添设。关于教职员工之待遇,按上海实物折合武汉标准,以及对于教授之特别照顾等等,都是表示迁校条件与计划是相当具体化的。
此次代表团在汉口尽一切可能充分了解各方面情况(详见所收集各项资料),且作较为深入探讨和商谈。对于迁校有关问题,已有很具体的交换意见(详见于商谈记录),这是很有利于将来迁校进行的。
根据上述各种情况,我们可以总结说:这次政府决定将本校医学院迁武汉是发展性和建设性的,不过虽然有了许多有利的迁校条件,但并不就等于迁校已经完全成功和毫无困难,要使迁校完全顺利和成功,以及将来建校的成功,除了客观有利条件之外,还需要我们主观的努力,就是说积极的主动的努力去克服一切可能发生的困难,使迁校和建校顺利地成功。基于此点,我们作下列的建议:
1. 速即进行迁校动员,包括全医学院及中美医院工作人员之思想动员,和实际动员得力人员提先前往武汉,参加教学和卫生建设工作。
2. 速即成立迁校委员会和建校委员会,把重心放在武汉方面,并慎重考虑人选。
3. 应尽一切可能依照在汉商谈记录,将前期于本年秋季开学前,后期及中美医院最晚于明年暑假迁至武汉。

附件:
(一) 中南卫生部、同济医学院、武大医学院座谈会综合记录
时间地点:1950年5月29日在武大医院,6月1、2、3日在中南卫生部。
出席人:中南卫生部孙部长齐副部长林副部长
同济医学院代表团全体
武大医学院范院长武大医院周院长及代表
主席:孙、齐、林部长 记录:江孝桂
讨论事项
(1) 关于本年秋季开课及调整班次问题:
1。一年级新生在武汉上课。
2。武大现在一、二年级与同济现在一年级合班,成为下年度二年级,在武汉上课。(武大现在一年级须在暑假中补习有机化学及分析化学)
3。武大现在三年级与同济现在二年级合班,为下年度三年级,在上海上课。(2) 关于招收新生问题
1。两医学院分别在武汉上海用联合招生名义招考新生。本年拟招名额:正取100名,备取20名,说明在武汉上课。
2。上海录取新生来武汉旅费由中南卫生部负担。
3。试卷集中在武汉评阅,命题及阅卷请同济医学院预科教员来汉担任,或请武大理学院教员担任。
4。考试日期遵照统一规定。
(3) 关于房屋问题
1。武大医院现有之门诊部及第一病室,改作生物、理化、实验室、破旧房屋两栋修建后暂作解剖、生理、生化等部门之用。放射科手术室等三大间改作教室,第二、三病室改作学生宿舍,其他房屋另行设计修改分配。关于破旧房屋之修建,特别注意楼板之坚固,以免振动而发生危险,或影响工作,楼下之木柱不能拆卸,楼上可以不用木柱,内部间隔及水电装置设计,请同济代表团返沪研究后决定计划,并尽可能于6月20日以前付邮寄汉,两栋房屋共需90工作天完成,目前为争取时间,应以突击方式于两个月内尽先完成大楼一栋,以便开课,并仍用原拟图样,报请卫生部拨款先行开工,以后间隔如有改变,预算不受影响,惟应于6月25日以前通知建设局,以利工程之进行。
2。卫生部准在武昌烈士街购买房屋七栋,已接洽妥当,并可能再添购一栋。
3。合作医院(协和医院内),须添建门诊部大楼一栋,本年内计划扩充为400张病床,利用原有门诊部扩充为办公室,另加病床160张。是否另建病房大楼,或在原有之楼房上加层,请工程师研究后再行决定。并酌建产房及婴儿室,手术室三间,X光室一间,病理解剖室一间,梯形教室两间(每间容150学生),暨单人宿舍及家庭宿舍,以上各项房屋均以建在协和医院内或附近较为方便。
4。希望1951年暑假以前在汉口跑马场完成如下建筑:
①病理、细菌、药理、寄生虫、公共卫生五学馆,及教室。
②教授宿舍、住院医师以上各级医师宿舍,各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宿舍,学生宿舍。

③如财力许可在此范围以外尽量另建。
④一切建筑应按照全盘计划,在划定之地点内建筑,且须坚固,
⑤其他建筑由建校委员会计划在跑马场修建合于现代化之教学医院(至少600病床),
配合武汉市的发展
(4) 关于设备问题
1。根据同济武大。两医学院现有设备,配合政府招生计划,拟定设备概算,报请中南卫生部拨款。
2。生物、化学、物理应用之试药及仪器,与其他前期各馆应行补充之仪器,均请同济医学院在上海购办,由中南卫生部拨款。
3。各实验室之木器设计,请同济代表团返沪后从速办妥寄汉,以便招商承做。
4。办公室、宿舍、饭厅等处之木器,请武大医学院设计照做。
5。可能由沪运汉之器具,请同济医学院造具清单寄汉,以供参考,准备布置。
(5) 关于人事问题
1。预科教员名额:化学――讲师以上2人,助教4人。物理――讲师以上1人,助教2人。
生物――讲师以上2人,助教3人。数学――兼任教员1人。外国语――俄、德、英教员各1人。
2。武大医学院现有预科教员:化学(正在接洽中)――教员1人(等级未定)。物理(正在接洽中)――讲师1人(必要时可聘请担任助教工作)。生物――讲师1人,助教2人。预科不敷之教员,请同济医学院负责聘请。俄文、德文教员――同济聘请。英文教员武大聘请。体育教员。政治教员。
3。合作医院本年共需实习医师30名,为同济医学院五年级学生保留15至20个名额,其余请武大医学院就申请人员中审核决定。
4。合作医院本年共需第一年助理住院医师23名,分配如下:武大方面:内科2名,外科3名,妇产科2名,眼耳鼻喉科各1名,共9名。同济方面:内科3名,外科2名至3名,妇产科、小儿科、皮花科、X光科各2名,眼科、耳鼻喉科各1名,公共卫生助教兼保健科1名,共16至17名。
5。合作医院医师除武大协和两医院现有人员外,目前尚需者,请中美医院予以补充,科别及人数如下:耳鼻喉科主治医师1人,皮花科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各1人,眼科主治医师1人,病理科主治医师1人,X光科主治医师1人(负治疗工作,以后派来)。
6。传染病院可设病床100至120张,由同济派院长,护士主任,护士、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前来工作,加以发展。
7。卫生实验区由同济派主任、医师、公共卫生护士参加,并先派人至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及东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3月,所需旅费及用费,可由迁建费中报支。
8。双方各科教员升等问题,请先研究交换意见后分别办理,在迁校前办理完毕。
(6) 关于实习医师待遇问题。
实习医师之待遇,中南卫生部已有统一规定(约70分以上)。
(7) 关于编制问题
1。医学院之编制,由建校委员会参考其他医学院情形,并根据各方面之意见拟定。
2。合作医院之编制,暂以400张病床(另有婴儿床50张)为标准,各科床位及工作人员
详另表(表存院),工作人员与病床比例为一比一,婴儿床在内。
(8) 关于概算问题
中南卫生部为办理中南区医事中心,1950年内拟具预算在呈报中央核准中。概算三千万斤米,分配如下:
1。修建及木器占80%
2。旅费包装及购置仪器占20%
(9) 关于建校委员会问题
建校委员会以15人组成之,委员名额分配如下:中南文教委员会1人,中南财经委员会1人,中南卫生部2人,同济及武大医学院各5人,汉口协和医院1人,建校委员会于1950年秋季开学以前成立。
(10) 关于其他问题
1。同济医学院及所属中美医院全部人员物资,于1951年暑假迁汉。
2。建立中南区医事中心问题,尽可能于两年以内完成。
3。希望同济医学院从速组织迁校委员会,重点放在武汉,以便计划一切事宜。
4。结合武汉市公立及教会医院,以便训练人才并提高各院技术水准。
5。一切计划,不仅包括医学院及教学医院之发展,而应拟具广泛的社会卫生建设计划,
配合市政设施。
(11) 同济医学院附设卫校及医减科迁汉问题,为建立中南医事中心,护校及医检科必须单独建立。故护校与医检科,应与中美医院一同迁移,在新基础尚未建立以前,暂与普仁护校及协和检验科合作,以后单独建立并加以发展。
附:报告事项
▲ 六月一日座谈会齐部长传达中南对迁校的准备与意见摘要
一、 中南要求同济迁来武汉与武大医学院结合成一个学校,以便集中双方力量发挥更大效力,共同合作建立中南医事中心。所以以后基本上只有一个单位,将来所用名义,如同济要求保留同济校名可以保留。武大医学院对校名方面,不具成见。将来扩充为医科大学时,其名称由建校委员会研究。
二、人事问题:两校合并以后人事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可以根据年资经历学术经验,由建校委员会来研究决定,行政人员也是一样。
三、与协和医院的关系,现在2已订立五年合作协议,在政府领导下发挥教学效能。
四、已在武昌购买教授住宅七-八栋。武大医院已计划修建改为前期校舍。
五、同济从上海搬来,原则上保留上海待遇的实物标准,折合武汉工薪单位(分)发给。将来全国待遇统一,根据统一标准执行。
六、个别教职员有困难的,中南政府尽量照顾,家属就业子弟转学,迁来后政府负责介绍,个别教授私有重要物资,如书籍,钢琴等可以带来,但虽然这样还是有东西带不来的,政府准备一套基本用具,如锅、灶、床铺、桌椅、柜子等以供使用。
七、中美医院搬迁问题:中美是同济的附设医院,我们要求全部人员物资一齐迁来,因我们准备在跑马场建一基本的医院,至少要有600病床,现在所有物资是不够的,所以希望全部来,而上海方面的医疗器械,病床设备甚多,可以补充。
八、各馆仪器设备,如需要补充,可以添购,由建校委员会全盘计划,提出预算向国内或国外采购。
九、经费:政府全部支持同济迁校,1950年度预算,包括今年房屋建筑设备添置运费旅费共三千万斤米,在呈请中央核准中,明年预算以后再造。
十、希望新生及现有一年级(前期)今年暑假迁来在武汉上课,将来建校委员会有借重于前期教授讲朱之计划及设计,后期及医院部门希望最迟明年暑假迁来,并希望代表团回去以后督促,早日成立迁校委员会,重点应放在武汉。
▲ 孙部长总结发言
一、 同济代表团为中南区人民卫生事业,不辞辛苦,远道前来,备极感佩。
二、八九天以来,代表团同仁各处参观,与武大代表多次会谈,已收获到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成果,具体计划了如何有步骤的组织中南医事中心,各方都以人民事业为重,以伟大的事业前途为远景,从此可以预断,中南区医务卫生事业,会有令人民满意的发展和成就。
三、中南地大人多,病疫复杂,医药卫生任务很重,而现有医药卫生条件不足。极盼代表团返沪后,动员全校师生员工,克服公私困难,早日组织迁校建校委员会,尽速赶来武汉,以便各方提早筹划建校工作。
四、此间招待不周,希多原谅。中南卫生措施方面,希多指教。
(二) 汉口协和医院武大医院合作协约
(三) 汉口协和医院1949-1950报告
(四) 汉口华商跑马场简图
(五) 武汉陆军医院创建纪念册
(六) 照片一册共照片90帧编有号码
以上二至六各件,或以文字冗长,或以制版不便,均存医学院办公室,以备随时索阅,
至于照片图表、锦旗,当另行公开展览。
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武汉代表团
团长 唐 哲
副团长 林竟成
团员 金问淇
梁之彦
于光远
武忠弼
徐增祥
吴滋霖
王自模
陈汉兴
华东教育部刘煌科长
一九五○年六月十二日

埃里希•宝隆-同济创始人
埃里希•宝隆 ErichPaulun 1862年3月4日出生于德国布伦瑞克(Brauschweig)附近的舍彭施德特(Schoppenstedt)。曾在基尔的海军学校学军医。毕业后当军舰舰医。1891年,随舰来到上海。当时上海流行霍乱、伤寒、疟疾等病,且缺医少药。他便离开海军,先回德国进修医学。2年后他再次来到上海时,已具有较高的外科手术水平,成为当时中国最早施用手术治疗癌症的医生之一。起初,中国病人由于惧怕西医,不让宝隆诊病,他就进行宣传解释,使人们了解西医,相信他能治病,并与在沪的几名德国医生组成“德医公会”。1899年,宝隆见德医公会营业不振,就想办一家门诊所,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的支持,他们向中国绅商和德国公司、企业募捐到一笔款项。克纳佩又派费舍尔施压力于上海的中国官员。上海道扎饬善堂,拨了坐落张家浜新马路(后名白克路、现名凤阳路)旁一块地皮,给宝隆办医院。院门口挂上一块一尺见方的小木牌,上写“同济医院”,寓意该医院是德国人与中国人同舟共济的。后来,宝隆拟在医院内附设一所德文医学堂,招收中国学生,培养施诊医生。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及德国高等教育司司长阿尔托夫的赞同。1906年,设立了一个支持医学堂开办的基金会,取得德国“促进德国与外国思想交流的科佩尔基金会”的协助,筹集到价值八万马克的一批医科书刊及新式的外科手术电动器械等物品,这些物品在启运上海前,先在柏林医院展览一周,德皇威廉二世和清政府驻德公使孙宝琦曾到场观看。1907年6月医学堂开学前,阿曼教授从德国带来了一批大专院校和企业捐赠的挂图、标本、显微镜、各种器械以及医学专业书籍,其中最可贵者,是摹绘自柏林大学的解剖与生理挂图。经过宝隆等积极筹备,1907年6月3日召开德文医学堂成立会, 宝隆任校长,10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1908年德文医学堂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

同济历史沿革(合校前)
德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获胜后,实现了以普鲁士邦为首的全国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9世纪90年代,德皇威廉二世推进"世界政策",向海外扩 展殖民地,争霸世界。 1891年德国海军舰医埃里希•宝隆(Erilch paulun)随舰首次来上海。当他看到上海流行霍 乱、伤寒、疟疾等疾病,且缺医少药时,就决定离开海军,先回德国进修医学。1893年他 再次来到上海,就在德国总领事馆附近设立了诊所,并与在沪的几名德国医生组成"德医公 会"。1899年,"德医公会"营业不振,宝隆私下通过中国绅商和德国公司、企 募捐到一笔 款项。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克纳佩(W•Knappa)乘八国联军战胜中国的余威,派领事馆参赞费舍尔(P•D•Fischer)施压于上海的中国官员上海道扎饬善堂,拨了座落在张家浜新马路( 现上海凤阳路)旁一块地皮,给宝隆办医院。1900年,宝隆创办的"同济医院"正式挂牌。医 院的医师大都是"德医公会"成员。他们白天忙于经营自己的诊所,只有傍晚到医院看门诊、动手术。宝隆看到医疗力量不足,拟在院内设立一所德文医学堂,招收中国学生,以培养施诊医生,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及德国高等教育司的赞同。1906年,设立了一个支持 医学堂开办的基金会,得到了德国"促进德国与外国思想交流的科佩尔基金会"的协助。筹集到一批医科书刊及新式的外科手术电动器械等物品。这些物品在启运上海前,先在柏林 医院展览一周,德皇威廉二世和清政府驻德公使孙宝琦曾到现场观看。

1907年6月医学堂开学前,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在上海不仅号召德国商人捐款,而且要求德国洋行向中国商人募捐。费舍尔还要求中国官方资助,捐款金额较多者可成为医学堂董事会董事。医学堂建立时定名为上海德文医学堂,成立了董事会。董事会由18人组成,主要成员有:三个德医公会元老:宝隆、福沙伯、福尔克尔;三名德国商人:莱姆克、米歇劳和赖纳;两名中国绅商:朱葆三(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及上海商务会会长,大买办)、虞洽卿(荷 兰银行买办);总领事馆的副领事弗赖海尔•冯•吕特等。宝隆被推选为董事会总监督(董事长)兼学堂首任总理(校长),全面负责学堂工作。校址设在同济医院对面的白克路 (今上海凤阳路)。1907年10月1日医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1908年,"德文医学堂"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寓意德国人与中国人同舟共济)。"同济"二字从德文"Deutsch"谐音而来。1909年,宝隆博士因病于3月5日在上海逝世。上海德医公会元老福沙伯博士接任同济德文医学堂总监督兼总理。1910年12月,德国政府及工商界看到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已取得信誉和办学经验,同 时认为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而且近千名德国商人在上海经商,于是他们策划办一所工学堂。12月10日,德国工商界和银行界领袖***,推选德国枢密政府顾问费舍尔博士为首,在中国建立一个德国工学堂协会。在费舍尔的号召下,短短几月就筹得175万马 克资金。

  1912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增设工科,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设医、工和德文三科。由校董事会筹措办学经费,由福沙伯全面领导学堂事务。当年,医正科三级学生张近枢、何理中、江逢治3人,按照德国大学医科考试规则参加学堂的第一次毕业考试,均顺利通过,如期毕业。他们是同济医工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2月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不久对德宣战。3月17日,上海法租界当局以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的产业,为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机械制造武器为由,当众宣布解散学校,并限令师生当日离校。为此,社会各界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设法对同济学生作善后安排。教育部马上派人商议,把学校迁到吴淞镇,继续开学上课。4月23日,教育部下令学堂改属华人私立学校,由华人董事会办学,直属教育部领导。同年12月,更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2年学校迁往吴淞镇。

1924年5月20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改名为同济医工大学(因此,5月20日定为校庆日)。1927年8月,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管,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原医、工 两科分别更名为医学院、工学院。1937年又先后增设了文、理、法等学院,从而成为了一 所多学科的综合大学。学校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同济大学医学院学生就积极参 加反帝大***,并通电社会,揭露"五卅"惨案真相,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学校成为抗日救国会,上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多次同上海其他大学的学生一起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积极抗日。学校还组织了抗日救护队,支援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同年8月,日本飞机接连轰炸吴淞地区,校舍 遭到严重破坏。广大师生团结合作,同舟共济,有沪西迁,途径浙江、江西、广西、云南,历经艰辛,辗转跋涉千里,于1940年10月到达四川省宜宾县和南溪县。师生齐心协力,在危难艰苦之中,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进行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当迁校至江西赣州时 ,医学院德籍院长柏德辞职,由皮肤科专家宁誉任院长,他是第一位任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的中国人。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7月,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回上海。1947年,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济师生3000多人,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1948年1月,为抗议反动当局迫害进步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绝食斗争。解放前夕,学校 组织了应变会、纠察队,积极开展护校应变工作,取得了团结护校迎解放的胜利。1949年 5月,上海解放。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唐哲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医学院院长。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同济医院内迁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命名为"中南同济医学院",由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主管。同年,300多名师生积极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上前线为志愿军服务。1951年6月,中南同济医学院成立党支部,殷传昭任党支部书记。1955年3月,同济医院从沪迁汉,完成 后期部分的迁院工作。1955年6月,汉口协和医院划归中南同济医学院作为附属医院,迁校建校任务完成。

1955年8月,中南同济医学院更名为武汉医学院。唐哲任武汉医学院院长。同年,山东医学 院卫生系学生及部分教师调整来汉与学院公共卫生学馆师生合并,建立了卫生系。1956年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1957年2月,召开中共武汉医学院第一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一届党委会,设党委常委,殷传昭同志任党委书记。1958年3月,李光宇同志任党 委书记。同年,增设儿科系(1962年停办,1978年恢复)。1959年4月,召开中共武汉医学院第二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二届党委会,未设党委常委。李光宇同志任党委书记。1960年6月,召开中共武汉医学院第三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三届党 委会,设党委常委。李光宇同志任党委书记。1962年,经卫生部批准,学院在全国医学院校中第一批改为六年制。同年,在医学系增设了德语医学班,并在部分年级开设了德语普通班。1965年,苏星同志任党委书记。从1966年开始,"***"十年***,学校连续5年未招收学生。1971年,开始招收 工农兵学员。1972年增设药学系。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胜利召开,经过拨乱反正,端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校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8年起,学校由卫生部主管,受卫生部与湖北省双重领导。同年,在卫生系增设环 境医学专业。从此,全院各学科恢复招收研究生。1980年,医学系恢复德语医学班,学制 为六年。1981年2月,张泽生任临时党委书记,裘法祖任武汉医学院院长。同年8月,召开武汉医学院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四届党委会,设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届),张泽生同志任党委书记。1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院为首批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单位。1982年建立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并开设三年制卫生管理 专修课。1984年,吴在德任武汉医学院院长,裘法祖任名誉院长。

1985年7月,武汉医学院改名为同济医科大学。吴在德任校长,裘法祖任名誉校长。从1985 年起,在学生中试行学分制和学年制相结合的新制度。1986年,正式成立法医系,7月,召 开中共同济医科大学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济医科大学第五届党委会,设党委 常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届),叶世铎同志任党委书记。1987年2月,在马列主义教研 室的基础上,成立了社会科学部。同年实行校长负责制,11月,刘树茂同志任党委书记。1 988年创办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1989年,临床医学专业开始招收留学生,同年,恢复党委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91年成立妇幼卫生系。批准建立基础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 2年6月,召开中共同济医学大学第六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党委会,刘树茂同 志任党委书记,薛德麟同志任校长。同年10月,"中国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在校内挂牌。1 993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在校内挂牌。同年成立预防医学系、环境医学系,卫生管理系、教育技术中心。1994年11月,批准建立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1997年9月,黄光英同志任党委书记,洪光祥同志任校长。同年,学校全面 实行学分制。2000年,新增生物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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