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时任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省二院”）副院长兼心内科主任的李易带领心内科的20名医务人员集体“跳槽”至云南圣约翰心脏病医院。当时，李易不到45岁，是云南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主任委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获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曾获中国医师奖。据说，他带走的是省二院心内科的骨干力量，而圣约翰心脏病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

    这在当时引起了云南省内甚至全国医疗界的强烈震动，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医改进程中的大事件”，“可能会促进医疗卫生领域人才流动的改革。”

    在医生多点执业的试点领域，李易不是一个人在奋斗。由他领衔的“仁清团队”与云南省内4家医院签约，其中20多位医务人员以“社会人”的身份分别在不同医院多点执业。他们的医保、社保、住房公积金全都是自己交纳，与医院的合作关系全靠一纸协议。

    “仁清团队”是2009年4月昆明开展医师多点执业试点后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有观察人士认为，他们已成为云南省医师多点执业的典范，其运作模式也十分接近多点执业的设计初衷：医生们脱离对“事业单位”的依附关系，打破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之间的藩篱，以“社会人”的身份自由流动，签约执业。

    不过，在“编制”意味着科研条件、养老金、社会地位的情况下，“李易模式”能否为多点执业改革提供破题之机，各方仍然观察不一。

    摸着石头过河

    按李易自己的话说，“从没想过要打造什么‘李易模式’，现在这种状态，是一步一步摸索着走过来的。”

    对外界的猜测，李易一直以“种种原因”做挡箭牌保持沉默。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他说：“退休以后我才会讲。”

    无论其中恩怨几何，李易的举动客观上给急需人才的民营医院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圣约翰心脏病医院很快由以前全院月收入不到100万元发展到仅心内科月收入就超过300万元。

    “仁清团队”就是在这个时候注册成立的。李易说，辞去公职后，大家对社会保险、档案的接续没有经验，在友人的建议下，他们注册成立了昆明仁清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以医疗技术为核心服务大众。

    时逢昆明在全国率先开展多点医疗试点工作，“仁清团队”大胆迈出脚步，与第二家医院——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省三院”）签约，受聘组建拥有两个病区、70张开放床位的省三院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心。省三院还聘任李易担任心血管中心的主任，全权负责中心的医疗、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行政管理工作。

    一些有志合作创业的医生们不断加入，“仁清团队”的规模达到了上百人。很快，个旧市人民医院找上门来，成为第三家合作医院。第四家是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他们希望借助“仁清团队”的力量建立一个专业的心血管病预防和保健中心，采用中西医结合方式为心血管病患者提供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仁清团队”多点执业得到了云南省卫生厅的大力支持，在与几家医院的合作签约仪式上，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或亲自见证，或委托卫生厅相关人员专程到场祝贺。

    试图掰清合作各方的责权利

    尽管被称为“团队多点执业”，但在与四家医院的合作中，医生们与医院都是单独签约。每位医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都有相对固定的一到三家执业地点。

    这样的操作方式，一方面是遵照多点执业相关规定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明确合作中每一方的责、权、利。

    李易说，在医疗活动，尤其是手术操作中，一个由配合默契、熟悉各种诊疗设施的术者及助手组成的团队十分重要，因此以“团队”方式多点执业，可以使医务工作者尽快融入新环境顺利开展工作，“安全性更高，成功率更高”。但无论在哪一家医院工作，医疗风险如何承担，都是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一份责、权、利明晰的合作协议就十分重要。

    “我们与每家医院的在编人员一样，发生了医疗纠纷争议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个人承担的部分，无论是不是多点执业，都应该承担。”李易说。

    “我要求不管在哪里执业，都把自己当成其中一员，虽然不是正式在编的职工，但自己要像主人一样负责。”他表示，在圣约翰心脏病医院和省三院，他在业务和行政上都有足够的自主权，几家医院对多点执业都持有十分开明和鼓励的态度，这是合作的基石。

    “这就是一个找结合点的问题。”李易认为，只要大家都抱着“求同存异”之心态，真心为患者服务的目的，总能达到一个平衡共赢的状态，“目前看来我们合作得还不错。”

    他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周固定两次看门诊，周二在省三院，周三上午在圣约翰心脏病医院，每天都参与两医院的工作及查房，手术和会诊也会尽量安排。“我的安排相对灵活一点，其他人都有相对固定的执业地点，每个执业点也都有相对固定的负责人，不是外人想像中的一个医生成天到处跑。”

    团队成员的工资分为两部分。有的合作医院把工资给“仁清团队”，公司再结算给医生，有一部分是医院直接发给个人。“仁清团队”聘请了专业的管理人员，日常运行需要一定成本，医生们的学习培训也是一笔不能忽略的支出。

    不过，尽管目前“仁清团队”有上百人的规模，但后来者大都还保持着公立医院的编制，与团队是松散的合作关系。“‘仁清团队’相当于一个合作的平台，把大家送到多点执业的医院，再创造一些交流、学习、培训的机会。”真正的“自由职业者”只有最初从省二院辞职出来的20多人。

    做自由职业者，还是回归体制内

    这21人，被李易称为“狭义上的‘仁清团队’”。他一直觉得自己对其他20人负有责任。“这些兄弟姐妹当初有情有义跟我走，我希望大家以后都好，都有一份保障。” 当初成立公司也是为“保障”考虑，“有一个单位、有一个组织进行管理。”

    不久前，有一名和李易一同辞职的医生经过考核，进入昆明市延安医院工作，恢复了“体制内”的身份。在李易看来，他“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归宿”。

    李易希望“仁清团队”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一个“归宿”，“最好能回到某一个单位，工作之余才来多点执业。”

    原因不言自明。“一是你在学术圈中的地位、影响力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依附于你所在的医院，如果不是‘体制内的人’，圈子就会排斥你；二是社会保障，现在可能看不大出来，退休后的收入会拉开很大距离。”云南省医疗卫生界的一位人士评价，“漂着的感觉不好受。”

    从省二院辞职后，李易的昆明医学院硕士生导师资格被取消。“你想我都带了10年研究生了……自然而然地就不让我招生了，原来带的4名研究生，还没有毕业，也转到了其他导师名下。”

    李易问过为什么，回答是省二院属于昆明医学院的教学医院，而圣约翰心脏病医院及省三院都不是，他继续担任硕士生导师“有些不妥”。

    上述医疗界人士说，目前教学、科研资源集中在大医院、公立医院，现有科研项目能否衔接、学术研究能不能继续，学术地位、学术交流的机会和业内认可度都和所在医院的名声相关。

    尽管目前的医师职称评定不受“公立”、“民营”之限——脱离公职身份后，“仁清团队”中有两人顺利从中职升为副高职称——但不可否认，科研条件确实差了很多。

    “职称是给你一个结果，但奋斗的过程要好的平台去支撑。我的职称到顶了，各种荣誉也有过了，可以不求发展了，但年轻人不行，年轻人是有成长的需求的。”

    退休养老也是他们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自己交保险金，退休后与企业退休人员享受同等待遇，意味着，后几十年的人生也许会比体制内同行窘迫得多。

    省三院院长杨湛曾算过账，一个副高职称以上人才如果在民营医院工作，45岁到65岁之间每个月要固定存入4000元，才能大致保证退休后20年内收入与公立医院退休人员持平。

    杨湛说，“仁清团队”成员在省三院的工资标准比编制内人员高出了一倍，一些职工对此有点情绪，“我说，你算算退休后的收入差距？他们就不说话了。”

    “李易模式”能否复制

    据了解，在北京、西安等城市也有一些医生正式注册成团队进行多点执业，但大多数人都未脱离公职身份，甚至以第一执业医院的名头来做宣传。像“仁清团队”这样完全走向“市场”、以技术口碑和道德口碑赢取患者信任的尚不多见。

    一位在美国、香港进修过的医生观察过“仁清团队”的操作模式后认为，这已十分接近一些医疗先进国家的模式：“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医生就是自由职业者，医院是个只提供场地、设施的‘空架子’，院方到各处物色某一领域的专家，聘了谁当科室主任，这个科室的队伍就由谁组建。他们和医院之间就是合同关系，由合同来规范各自的行为。”

    李易也曾见到过美国犹他州的一个医生团队，在一个城市的9家医院同时执业。

    但他不能预测自己能够走多远，可以预见的是，“狭义的‘仁清团队’人数会减少，广义的人数肯定会增加。”

    “我们最初这20多人还处于动态的状态下，将来还会有人回到体制内，而更多的医生会在保留公职身份的同时加入到多点执业的行列中来。希望将来‘仁清团队’内只有为专家服务的管理者，专家都回到医院成为单位人，这样更符合大环境。”

    至于他自己，“我就继续在这条路上探索，学得成功，大家一起享受喜悦，不成功，也给人家一个经验。”

    “别人能不能复制我的路，我不好判断。我自己走到今天，也是遇上了昆明多点执业试点这个机遇，一步一步来的。我带出来的这批人以年轻专家居多，从长远来说，可能还是在公立医院会有更多的职业满足感。连我这样的人都会被取消导师资格，其他的年轻人想要在这条路上发展还是比较难的。我本人不太推荐年轻医生重复我的路。”

    杨湛也认为，年轻医生想要复制李易的路，社会环境还不太成熟。李易是在事业巅峰期离开公立医院的，功成名就，而年轻的医学院毕业生除非万不得已，不会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这是“体制”的力量。

    “医学人才的培养至今仍主要是依靠用人单位的投入，政府不多的投入也是以单位为基础实施的。绝大多数医生由于没有、也不愿意拥有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就必然缺乏自由执业者为自己成才进行投入的理念、机制和动力。”杨湛说。

    对于李易模式能否复制，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徐和平认为，“现在还不好说”。

    徐和平表示，就目前来看，李易团队的多点执业实现了“有利于优质医疗资源合理配置、有利于公立医疗机构改革、有利于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获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较显著，患者满意度较高。

    “我们一直关心和关注李易和他的团队，并在其中做了一些推动和牵线搭桥工作。”徐和平说，“像李易这样的医疗高端人才‘流动起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政策上是允许的、导向上是鼓励和支持的。”

    本报昆明6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