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规定，患者先交纳费用，然后才提供诊治；不能如期如数交纳医药费的住院患者，给予劝说出院或强制出院。这种规定常遭公众和媒体的指责。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催费、劝说出院、强制出院任务的往往是医生，因此公众和媒体往往又把这种指责加到医生身上。

　　公众和媒体的逻辑是：医院是“救死扶伤”的机构，在患者遇到困难时，应给予救助；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无价的，面对健康和生命，不能先谈钱；如果健康和生命与钱之间发生了冲突，应以健康和生命为重，而不能以钱为重；医生跟患者谈钱，是丧失医德、违背“救死扶伤”精神的做法。

　　这种逻辑正确吗？我们不妨深入探讨探讨。

　　医院的功用是什么？医护人员的功用是什么？当然是“救死扶伤”，这是勿庸置疑的。但究竟什么是“救死扶伤”呢？“救死扶伤”的确切含义，其实就是“医疗服务”。“医疗”的目的就是挽救人的生命（救死）、维护人的健康（扶伤）。但“救死扶伤”这个词的描述却是不完备的，因为它并没有说清楚，这个“医疗服务”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是公益行为还是商业行为，是个人行为、职务行为、机构行为还是政府行为。

　　我们知道，任何活动，无论整体上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整体上是公益的还是商业的，在具体实施的细节上，必然都是有成本、有费用的，而不可能是免费的。比如说，比尔盖茨向某小学捐赠一百套桌椅，小学获得这些桌椅是免费的，比尔盖茨捐赠的行为是免费的，但木器厂向比尔盖茨提供这些桌椅却是要收钱的。木器厂对比尔盖茨，显然是一种“销售”行为；比尔盖茨对木器厂，显然是一种“购买”行为。比尔盖茨显然不能向木器厂“抢”一百套桌椅捐赠给小学。具体到木器厂内部的环节，木器厂采购木料、胶水、油漆、钉子等原材料，电锯、电钻、电刨等工具的消耗折旧，雇佣木工、油漆工、班组长、会计、业务员等职工，交纳水费、电费、房租、税款等费用，都是要花钱的。哪怕就是这个木器厂自己搞捐赠，一分钱也不向别人要，上述制造桌椅的花费也是一分钱不能少的，只不过是木器厂自己承担了而已。

　　现在回到医院“救死扶伤”的问题。医院，就相当于木器厂；医护人员，就相当于木器厂的职工；诊疗过程中使用的药物和卫生材料，就相当于生产原材料；诊疗过程中使用的医疗器械，就相当于生产工具；医院经营运转所花费的各项费用，与木器厂的各项费用也有类似之处；患者，就是整个活动的最终受益者，相当于受捐赠的小学。那么谁相当于比尔盖茨呢？换言之，谁为医疗服务掏钱买单呢？这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啦！

　　我们如果希望医疗事业是一种公益事业，那么就应该找到一个替我们掏钱的比尔盖茨。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是，政府充当这个比尔盖茨，政府财政为公民的医疗服务买单，或者，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一定比例的资金，以医疗保险等形式进行运作，为公民的医疗服务买单。无论哪种方式，患者自己负担的费用都是非常少的，因此，这些国家都不会闹“看病贵”的问题。以2005年的数据为例，加拿大的政府医疗投入占政府总开支的17.5%，美国的政府医疗投入占政府总开支的21.8%，瑞士的政府医疗投入占政府总开支的18.7%.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南非，政府医疗投入仍然占到政府总开支的9.9%.这个数字表示什么呢？它表示了，政府的总开支中，有多少是用于给公民购买医疗服务的，或者说有多少是用于实现“救死扶伤”的。

　　但我们国家就不同了。我们没有比尔盖茨，我们只有葛朗台。我国的政府医疗投入，占政府总开支的1%.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就是1%！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的“公立医院”，也仅仅剩下了字面上的含义，即“公家建立的医院”。建立起来以后，公家就几乎不管了。在公立医院的经费中，政府拨款份额逐年下降，目前已经降到了10%以下，医院90%以上的经费要靠自己经营创收获得。经营创收，也就是患者自己买单。

　　这就相当于，葛朗台掏10%的钱，小学自己掏90%的钱，向木器厂购买桌椅，没有人扮演比尔盖茨的角色。

　　在医院内部，医院把经济指标分配给每个科室，科室再分摊给每个医生。同时，医院规定：患者前来就诊时，医生负责告知患者交费；患者住院治疗期间，医生负责监管患者的医药费余额，负责催患者续费；患者出院时，医生负责向患者追缴欠费；如果患者欠费、逃费且未能追缴，由医生个人掏钱赔偿医院，或由该科室全体医生个人分摊赔偿医院。

　　这就相当于，木器厂让工人负责监管客户支付货款；如果客户违约，未能如期如数支付，就让工人自己掏钱赔。而且，由于小学普遍贫穷，木器厂每天都要面对一些无力支付货款的客户；如果木器厂自己扮演比尔盖茨的角色，给客户补贴、减免货款，那么每天都要补几万元，不出一个月就倒闭了。如果工人允许客户先提货、后付款，或者允许客户欠款，那么每人每天都要被厂里扣几百元，挣的工资还不够扣的，一个月下来不但领不到工资，还要往厂里倒交钱。

　　这不是夸张，因为医生这种职业本来每天就要接触很多患者，而患者中有很多人的经济状况确实无力负担完整的治疗。如果继续治疗下去，一定会欠费甚至逃费。也许你每年才从新闻报道中听说一两个看不起病的患者，你很同情患者，并因医生“催缴医药费”“强制出院”而对医生破口大骂。可是，医生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如果你是医生，你是否愿意每天都倒贴钱上班？！而且，实际上，只要是工作过一定年头的医生，几乎每人都曾为患者垫付或代付过医药费，几乎每人都因患者欠费、逃费而被扣过工资！而你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责骂医生的你，你曾经为素不相识的患者垫付、代付过医药费吗？你有什么资格指责医生？医生也只不过是一个公民，凭什么承担国民医疗福利的成本？换言之，凭什么要求医生扮演比尔盖茨的角色？

　　所以说，媒体上的“正义人士”指责医院和医生“凭钱施治”，犹如指责木器厂和木器厂职工“凭钱交货”。木器厂和木器厂职工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搞公益捐赠，“买东西付钱”是天经地义的，因此这样的指责实在没有道理。尤其是医生个人，跟木器厂职工一样，只是单位的职工，执行单位的规章制度、履行单位规定的职责而已，更没有能力对抗制度、改变制度。所以，针对医生个人“见死不救”“见伤不扶”的指责，更是没有道理。而政府呢，一方面舍不得增加医疗方面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又要求医院和医生自己提供公益性的“救死扶伤”，就犹如葛朗台自己不掏钱，却勒令木器厂和木器厂职工自己掏钱向客户捐赠桌椅，真是岂有此理！

　　说到这里，我要明确一下：我当然不是反对“救死扶伤”，也不是反对医疗事业的“公益性”。实际上，我主张医疗事业向公益性的方向发展。但公益性由谁买单，必须明确。公益性，必须由公家买单，而不能由医生个人买单。医生只是恰好受雇从事医疗服务工作，但并没有义务掏钱承担国民医疗福利。正如，厨师没有义务掏钱承担国民吃饭福利，建筑工人没有义务掏钱承担国民住房福利，公交驾驶员没有义务掏钱承担国民交通福利，教师没有义务掏钱承担国民教育福利。

　　最后，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上。救死扶伤，要谈钱，不是因为医生爱钱，而是因为“救死扶伤”本来就是一件花钱的事，而医生则在制度中被赋予了“监管付费”的职责。如果你对“先付费”“不付费就出院”的制度有意见，那么请向制度开炮吧！我们医生一定会为你提供火力支援的！我们又何尝不希望摆脱钱的羁绊，何尝不希望把全部时间精力都投入到“看病”本身上面！希望能有一天，救死扶伤，不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