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医生钟明（化名）工作很忙，只能趁着下班之后，回家之前的间隔接受采访。他衣着很随意，保持着学生时代的打扮。

　　采访钟明医生，实属偶然。精神病医疗机构和医护群体相对封闭，受到的限制也多。回龙观医院的多位医生以“医院制度”为由，不接受不经院方安排的采访。无奈之下，记者试着联系钟明，他欣然应允，但接受采访的条件是，文章中不出现他本人和供职医院的名字。

　　钟明主攻精神分裂症，有超过5年的精神科临床经验，去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目前在一家著名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做主治医生。他主要在病房和门诊工作，判定求诊者是否有精神病，并进行治疗。

　　诊断难题

　　判定一位求诊者是否有精神疾患并不容易，让各方面信服就更不容易。

　　曾经有一个病例，令钟明印象深刻。一个18岁左右的女孩被妈妈带来求诊，女孩主要症状是，认为妈妈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认为妈妈要害她，还跟妈妈动手。根据钟明的经验，18岁左右是精神病很常见的年龄，这个女孩属于被害妄想症。

　　女孩的妈妈刚开始很焦虑地问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变回原来的样子。住院一段时间之后，她又问，孩子会不会没有病，吃药有副作用，孩子变得没有原来聪明了。

　　医生们给女孩的妈妈解释病状，但女孩的妈妈依然说：“你们凭什么诊断她有精神分裂症？”“当初是她带女儿来住院的。”钟明不无怨言。

　　钟明讲了相反的例子，一个男孩上到高三就辍学了，为了要钱总是跟家里吵，甚至动手。更甚的是他威胁说，如果家里不给钱送他出国留学，就要杀了自己的爸爸。在当地医院诊断为“可能有精神病”，家里人强制带他到北京。“一定要让他住院。”经过诊断，钟明发现，没有太多的证据证明这个男孩有精神病。男孩笑着跟钟明说：“我吓唬他们的，杀了人我还要偿命。”“这些话说明他有正常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钟明分析道。

　　钟明所在的三甲医院，精神病的诊断并不是由一个医生作出。据他介绍，先由门诊医生作判断；住院后，由住院医师、主治医师、主任医师，共同决定对该求诊者的诊断。签字的是主任医师，诊断和治疗的负责人也是主任医师。

　　实际上，目前并没有发现十分明确的生物学标记可以用于精神障碍的诊断，精神障碍的临床诊断始终是医学难题。

　　在中国，对于精神障碍的诊断，主要采用国际疾病分类（ICD-10）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的诊断标注。两者彼此之间略有不同，与美国精神障碍统计与诊断手册第四版（DSM-Ⅳ）也有差异。

　　在钟明看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对于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技术并无太大区别，主要的是制度上的区别。

　　封闭的病房

　　钟明讲了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想学口腔医学，但要花费很多钱。他和家人都在为要不要卖掉家里的一座房子而苦恼。他用英语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说自己很痛苦，有时觉得不想活了。结果，这件事被举报到美国的相关机构，随后有人找到他，要让他接受住院治疗，否则不给他签证。

　　钟明跟这个留学生聊过后，不认为他有精神问题。但按照美国方面的要求，他必须在美国进行三周的住院治疗。“这就是制度问题和卫生服务体系的问题。在美国，由于政府担心会出现自杀等严重问题，一旦发现有问题就马上进行治疗。他们是服务过度，我们是服务不足。我们也存在强制住院的，但大都是家属绑着来的。”钟明说。

　　“我曾经看过一张地图。这张图显示，世界上各个国家精神病院的床位数都在减少，而中国的在增加。但即便如此，平均来看，其他国家的人均床位数还是比中国高。”钟明感慨。

　　钟明认为，其他国家精神病院的床位数减少的原因在于，精神卫生服务由医院转向社会，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封闭式治疗转向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病人的问题不在医院解决，在社区解决，有专门的医生、社会工作者帮助这些病人。

　　钟的同事从意大利学习回来后说，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精神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这些病人，他们不需要长期住院，提高了生活质量。

　　而中国的精神障碍治疗仍主要集中在精神病专科医院，绝大部分精神科病房都分为开放病房和封闭病房，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长期在封闭式病房中住院。而一般有伤害自己或他人倾向、不认为自己有病的病人，本人不同意住院，而由亲属送来住院的，就由亲属签字，也都会被安排住在封闭病房。

　　钟明到韩国学习时了解到，“在韩国，设有专门的人权委员会，有权让精神科患者出院。如果患者需要长期住院，则需要进行评估。由医生、律师、家属组成的评估团每半年评估一次，评估认为不需要住院了，就可以出院。”他说。

　　钟明称，长期来看，应该向国外学习，通过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减少住院人数，但短期内，还是要靠住院来解决。

　　而中国的现实是，精神卫生服务严重不足，能够接受专业精神卫生服务的精神障碍患者比例很低。“中国大量的人还没有得到治疗，尤其是在农村。”钟明说。

　　中国的精神卫生服务资源分布不匀。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医院数量多，床位多，医疗水平高；而在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精神卫生服务严重不足。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地区的精神障碍的发病率甚至高于城市地区。“农村更需要精神卫生基础设施。这一点在中国跟其他病种状况一样。”钟明表示。

　　医学的边界

　　对于受到广泛关注的“被精神病”，钟明说，“听到过别的医院有（这种情况），就是那个老婆把一个没有精神病的老公送进去的案例。”

　　他认为，这主要是制度问题和中国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问题。如果我们的精神卫生服务状况像国外那样以社区为主，对有精神问题的患者提供帮助，也就不会有‘被精神病’了。

　　钟明反对“被精神病”的出现是因为精神科医生权力过大。“医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之所以有这种说法，是因为有人认为，如果医生说一个人有精神病后，就可以把他关进医院，实际上把他关进医院的不是医生。”

　　他列举了曾经遇到过的一个病例：有一位病人是由警察和亲属一起送来的，经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容易与别人发生冲突。可等他住院好了之后，却没有人接他出院。而病人的亲属已经把他的房子出租出去了。钟明和几个医生做了很久家属工作，他才出院。钟明希望自己有这个权力，但事实上，他没有权力让病人出院。

　　有观点认为精神科是“医生统治的地盘”，钟明非常坦诚地说，“这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等。每个治疗，都要请患者或者家属同意，告诉他们有什么替代方法，并为之分析利弊，这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我们特别强调一个词叫做‘依存性’，就是你一定要听我的，不是因为我的权威性，而是我要给你解释清楚这个药有什么作用，你不吃会有什么危害。”钟明解释道。

　　钟明认为，精神科医生理想的权力边界是“提供信息给家属、警察和法院。”比如医生能够判断一个人如果不进行治疗有可能会自杀或伤害别人，专业判断只能由医生做。在香港，是由医生去提供这个信息，有个专门的法庭，法官去判断这个人是否去住院。“由于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庭，医生只能告诉家属，这个病人要住院，不住院很危险，强烈建议他住院。病人不同意怎么办？只能是家属将病人送到医院，医院有个大铁门，送进来后大铁门一关。”

　　“生命价值高于一切，这是医学伦理学的原则。”钟明强调。

　　厌食症是精神科疾病，钟明曾遇到过一个患有厌食症的女孩儿，瘦的只有三四十斤，已经有生命危险了，但不愿意进行治疗，最后医院只能强制对她进行治疗。“她的生命健康权高于自由选择权。”

　　当前，精神科的普遍观点是健康权更重要，会以健康权为由去限制一个人的自由，但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是这样的，有些病人也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钟明认为，医生用自身的专业权威强迫患者服从，可能当时有效果，但从长远看，对于治疗不利，此类特权对医生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

　　关于《精神卫生法（草案）》，钟明和同事们普遍认为，医生的权利是应该受到限制的。目前的现状会影响到精神科这个行业的发展。

　　“我觉得现在（精神科）已经受到影响了，社会上对我们有太多负面的评论。我希望有更多的可操作的标准来规范医生的行为。”钟明非常认真地说。

　　资料

　　根据2009年，费立鹏（M.R……Phillips）等人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论文，中国大陆成年人群30天患病率高达17.5%.据此估算中国大陆约有1.73亿成年人患有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其中约1.58 亿人从未接受过专业的精神卫生治疗。

　　然而，在精神卫生医疗资源如此匮乏的中国，“被精神病”的案例却屡屡见诸报道。2010年，民间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与深圳衡平机构发布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指出了中国大陆的精神卫生服务陷入了“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的混乱局面”。这份报告认为，中国的精神病医院，在理论、立法、收治制度和职业伦理规范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精神科医生的权力边界过大。

　　2011年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下称草案），并公开征集意见。

　　6月25日，公开征集意见结束，较原定的7月10日提前了15天。在踟蹰26年之后，政府部门主导的精神卫生立法的走向仍不明朗。

　　根据多方观点，《草案》中对于利益相关各方的权责边界仍存巨大争议。而专业性强，且相对封闭的精神科的权责边界更是争论的重点。经济观察报调查发现，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之下，利益相关各方要么设置失当，要么在实际中轻易失守。一方面，赋予了精神医疗的专业机构和人员过大的权力，有滥用甚至寻租之虞；另一方面，也让其背负了不能承受的重责，长期来看，妨碍了精神卫生服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