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这便是意义深远的“六·二六”指示。该指示文件下达以后，全国上下掀起了一阵乡村医生培训热潮。这对我国以后的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尤其是对农村医疗卫生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来到曲靖市富源县城郊十公里处的回隆村，进村不远处便能看到一座伊斯兰风格的建筑，这就是当地的清真寺，因该村回族村民占据大多数，故以此为穆斯林礼拜圣地而筑。

进村一公里来到一个有着陈旧四合操场的“老学校”，如今已变成该村的卫生所。院子里熙熙攘攘，不少老年人正在排队等候体检。自打富源县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医疗卫生事业已是惠及到每一位村民，全县大力提高村镇卫生所的服务水平和乡村医生的服务技能，为村民开通“绿色”通道服务，贫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得以享受免费的的健康体检。

正在专注给他们体检的也是一位年过古稀的穆斯林老人，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马医生”。

“马医生从我父辈开始就是全村人的‘活菩萨’，她是村里第一位乡村医生，行医五十多年了，论起医德和医术，全村上下不敢有半句怨言……”村支书桂卫国乐呵呵地说起来。

这位村民眼中的“活菩萨”名叫马桃芬，生于新中国成立之时。1965年党中央的“六二六”工作指示下达后，16岁的马桃芬作为村里稍有文化的青年，成为富源县回隆村第一批挑选出的两名卫生员之一，据说另一名卫生员后来选择了从教。经大队组织学习与业务培训，这位“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靠“一个药箱、一双能手、一双快脚”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走遍乡野数百里，服务乡里乡亲。

在那些生产力不足的年代，偏远的农村就像是“被遗弃的孩子”，病人的无助，病魔的无情，太多极端又动人心魄的瞬间频频发生。

逐梦“悬壶济世”，马桃芬将“医生梦”升华为“救人梦”。村里但凡有人生了病，即使是三更半夜，马医生也会第一时间赶到病人跟前。半个世纪来，在富源县回隆村的各个角落，经常会看到马医生扛着一个装有几盒常规药片、几支消毒针筒、几块纱布和一个听诊器的药箱，顶风冒雪、爬山过河去给人看病。

马桃芬回忆起自己的行医岁月，感怀至深。

“何琼仙是富源县人民医院的老医生，1965年‘六·二六’中央指示下达后，她被派驻到我们回隆作专职培训乡村医生，和我同吃同住整整四年，直到我出嫁后她才回城。那些年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说是我的老师，倒不如说是我的‘母亲’。我有幸跟随她踏上从医之路，何医生巴不得把毕生的经验都传授于我，才短短几个月，便教会我注射、消毒、急救、接生等综合治疗技术……”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长期处于缺医少药，农民就医是由来已久的历史难题。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虽十分重视农村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但当时经过正规培训的乡村医生很少，农民的健康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确实是当时全国卫生工作的当务之急。

“行医初期，我每月的工资是15元，每隔十天大队的联合诊所会组织学习一次，每个月考试一次，这样的日子持续不久，之后进入‘抢工分’时代，赤脚医生都是靠工分生活，补贴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现，我每天能拿到12个工分，为全家老少换取不少口粮，可是后来人民公社体制瓦解，我们便不占优势了……”马桃芬说着神色反而有些凝重了。

赤脚医生服务村民的动力，固然有邻里乡情这些朴素的感情因素在，但赤脚医生的服务精神和回报心理更多的是因为其医疗行为被有意区别于一般的劳动形态，无形中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评价。

对赤脚医生的高评价是源于中华自古以来对郎中的尊重，这种尊重本身就是把治病救人的技艺视为高于田间劳作的职业。公社时期，生产队长统一安排全村农民的劳动，因此在乡间，赤脚医生可以拿到壮劳力的工分，这是个不小的优势，但随着‘工分计酬’方式的瓦解，使这代赤脚医生体制遭受了沉重打击。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国农村土地的再分配终于使得赤脚医生成为夕阳职业，属于集体的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

——“工分制瓦解后您是否想过弃医务农或从事其他职业？”

——“从来没有‘第二思想’。我是共产党员，历来受党教育，思想很坚定。即使带着四个孩子，守着体弱多病失去劳动力的丈夫，日夜跋山涉水，我还是要扛着我的药箱，守住我的医疗事业，全村上下老弱病残的都在‘依赖’我啊，我不能弃医，更不能弃民。”

——“村民们为什么会‘依赖’您？”

——“过去物资匮乏，我的家里就是诊所，处处摆满了药品和针水，每天都有病人来来往往到我家中看病。手中没有很好的医疗设备，我就靠一个装有简单医疗器具和药品的大药箱子，走哪扛哪，哪有病人我就去哪……有的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我去都给他们梳头、更换衣物、大小便也给他们处理……几十年如一日，乡民们把我当家人，这样也就‘依赖’上了……”

——“乡村医生要如何恪守医德？”

——“我十六岁时学医，我的老师何医生就严格教育我：不能嘲笑患者，不能议论产妇，不能伤害病人。多年来，我医治的病人，能吃药的决不打针，能打针的决不输液，抗生素和激素要严格控制，否则在人体内会形成一道死循环，对身体伤害特别大，如果单纯地去追求利益，我会良心不安。行医对于我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救助与守护。”

——“遇到高危病人您敢去‘挑战’医术吗？”

——“乡村医生固然治不了大病。在农村，人们的健康意识非常薄弱，连生孩子都是冒风险的。十年前下村的一位产妇，我到达她家时，她已经难产大出血导致整个子宫都脱出。吓得我当时就晕血倒在床边了，她的丈夫把我送到外屋缓解，醒过来后，我马上又回到屋里抢救产妇，给她的子宫消毒后又放回体内，现在她的小孩都十多岁了，可那一幕至今我都无法忘记。多少难应付的场面，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全力救人……”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尽管这种淡出是必然的。

“时代在变，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正在欣欣向荣。无论‘赤脚医生’经历怎样的变革，我都是村民健康的守护神，既然一生都选择了从医，除了要有一定的医疗技术，更重要的，是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

难以想象这位年迈的穆斯林老人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一字一句都满是情怀。

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是马医生多年的生动写照。50余年奔波忙碌的身影，50余年矢志不渝的情怀，她把人生中最绚丽的年华献给了自己钟爱的乡村医疗卫生事业。

直到今天，“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村民们对“赤脚医生”最温馨的回忆。

从医五十年，一段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

如今，时年七十的马桃芬，仍然守在那个陈旧而熟悉的医务室，兢兢业业，日复一日地继续着她的“救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