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防控慢性疾病的里程碑”的第66届联合国大会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NCD）的高级别会议于9月19～20日在纽约召开。第66届联合国大会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议的详细内容如下：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聚首讨论健康问题，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的第二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全球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死于包括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和癌症在内的NCD，NCD正在袭击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有超过四分之一死于该病的人还处于壮年，这些人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欧洲慢性病联盟（ECDA）迅速发表声明，声称“在公共卫生史上，今天值得纪念。把NCD放到联合国的桌面上，这是向全人类释放的一个积极的信号。”
几乎同时，美国心脏学会（AHA）也发表声明，高度赞扬联合国号召全球“围剿”NCD的倡议。但AHA也指出，宣言中没有限盐目标，AHA认为限盐对于促进心血管健康非常重要。其实宣言中缺的并不只是“限盐”。更有专家直言不讳，“防控慢性疾病的政治宣言仅仅是一场‘政治秀’，因为没有承诺，也没有评估。”
在8月30日的《Lancet》杂志中，有两位专家明确对政治宣言表示失望，认为该声明没有纳入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到2025年将慢病死亡率降低25%防控目标，没有了目标，宣言还有意义吗？但是，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任委员胡大一教授认为，“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有政府宣言要比没有宣言要强得多。”无论如何，在全球迎来慢病“井喷”的态势下医学|教育网整理，该宣言的出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强调人人享有身心健康的权利
宣言重申，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保护全球弱势群体的利益。潘基文说：“我们不能忘记，人人都有权利享受最高标准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努力去实现这一权利是全球各国首脑及部长们共同的责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教授则指出，健康被列为国际法规基本人权之一。今年发表的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的报告指出，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成果令人艳羡，但是在人类发展方面中国长期落后于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2010年联合国开发数公布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位列世界89位，健康期望寿命66年，比20国主要集团国家低10年，中国经济发展方面较为弱势的群体受到NCD威胁最大。慢病往往在贫困人群中常见，贫困人群患上慢病之后缺乏医疗服务。慢病也是医疗服务付费居高不下的影响之一，后者加剧了中国收入人群在健康状况和卫生方面的不公平性医学|教育网整理。
胡大一教授认为，我们需要落实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问题，“只有人的价值提高了，健康才有价值，人都不值钱，健康没有意义。”
非传染性疾病概念的外延有了扩展
根据世卫组织2008年的资料，全球5700万例死亡中估计有3600万例系NCD致死，特别是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包括约900万未满60岁死亡者，而这些死亡案例有近8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这些NCD都与吸烟、酗酒、不健康的饮食和缺少锻炼等共同风险因素有关联。
据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局长介绍，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NCD仅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但这次大会吸引了医学各界人士的瞩目，并通过各种方式向自己的政府提交了材料，因此，该宣言中NCD已经有了一定的扩展。比如，宣言指出，精神和神经疾病（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病）增加了全球NCD的负担；肾脏、口腔疾病及眼疾与NCD有共同的危险因素，或可得益于防治NCD的措施；室内烹调或取暖所产生的烟雾导致并可能加剧肺病和呼吸系统疾病。
此外，宣言特别提出了母婴健康问题，比如，在有些人群中，妇女往往比男子活动少，更有可能肥胖，吸烟比例也惊人增长。另外，产前营养不良和出生体重过低，常导致新生儿今后易患肥胖症、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体质；妊娠并发情况，如孕产妇肥胖和妊娠糖尿病，母亲及其子女今后的疾病风险也升高。
胡大一认为，如果女性能够把健康理念落实下来，对推动健康家庭有很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的效果中国比西方会更明显，因为中国家中做饭的大多是妇女。她们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子女，有丈夫，如能控制好烟、油，蔬菜摄入等，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将是很好的着力点。
宣言还提出，除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外，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影响人口健康和生活质量，贫穷、财富分配不均、缺乏教育是导致NCD流行的因素。NCD还受经济、社会、性别、政治、行为和环境方面的因素影响。NCD及其危险因素加剧贫穷，而贫穷又导致NCD发生率上升的恶性循环，对公共卫生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了威胁。
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宣言指出，NCD威胁着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可加剧国家之间及人群之间的不平等。各国政府承认，政府在应对NCD承担首要责任，而且社会所有部门都必须参与。有效预防和控制NCD需要政府发挥领导作用和采取多部门的卫生举措，包括在卫生、教育、能源、农业、体育、交通、通信、城市规划、环境、劳务、就业、工业和贸易、金融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等部门的所有政策和整个政府举措，必须结合卫生工作制定。
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出席联大会议并强调，强化本国卫生体系，要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各国政府要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健康，特别是NCD防治工作，要将其列入国家发展战略的优先领域。
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大会上抨击了烟草公司。她还表示，儿童肥胖近年来迅速增加，原因是广告和市场推广无处不在！她呼吁政府通过教育反对不良饮食习惯，同时恳请食品加工企业为消费者提供健康的饮食。对有关医药企业，陈冯富珍指出：“发展中国家NCD激增，就意味着药品市场巨大，但医药企业也必须清楚药品价格的重要性。有些一线治疗药物尽管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但大多数人仍买不起。没有人反对药企盈利，但药企应区分合理利益和贪婪之间的区别。”
对此问题，孔灵芝认为，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和社会部门都认识到NCD的危害，还需进一步提高认识，怎么落实还有一定的困难。落实需要投入。发达国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发展中或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就有问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必须靠多部门的政策。比如，纽约的控盐就从食品加工企业、餐馆入手，通过城市规划和食品加工多部门结合等完成。我们国家这种多部门结合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建立。尽管政府推荐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在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他们考虑最多的还是建设问题，而不是把设计自行车道、多留一些绿地等健康问题也考虑在列。而且，卫生部门以外的政策可能发挥的作用更有效，比如提高烟酒的税收。胡大一教授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防治NCD，不需要使用最高级的技术，很多方法成本最低，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问题出在我们的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靠卫生部。
防治NCD不能仅呐喊，没有行动
而要实现人人享有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就必须从预防着手。这是最有效也是最低成本的手段。
中国癌症基金会控烟与肺癌防治工作部主任支修益认为，“癌症预防是国家行动，涉及国家策略问题。”如果仅从治疗上加大投入，这是个无底洞。只有将财政投入重点放在预防上，才有可能控制早期癌症费用，挽救更多的患者。但是现在谈癌症的预防，仅是卫生部门重视，而且是卫生部门中的与癌症防控相关的部门重视。我们呐喊的多，行动的少。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古洁说，当前我国的三级预防体系中，一级预防很薄弱，国家尚未提上重要日程；二级预防做了，但在设施、人员和国家投入方面均严重不足；反倒是三级预防成了“重头戏”，因为医生们都在忙于治疗中晚期患者。可以说我国根本没有专业预防人员，各大院校、医疗部门所做的预防工作，与真正意义上的医疗健康要求完全不一致医学|教育网整理。因此，按照宣言的要求，我国亟需做的是加强立法、培训专门的卫生人员。
预防NCD不仅是个人行为和个人责任，更是国家行为和国家责任。因为非传染性疾病不是个人行为的结果，而是广泛社会和环境因素影响的表现，政府对这一点在认识上的成功转变将使NCD的预防成为可能。高性价比的、基于个体和国家的干预措施能预防或显著延缓绝大多数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但是，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纪立农教授指出，“在资源缺乏的时代，增加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投资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选择，因为投资的效果在短期之内并不可见。然而，不作为的代价巨大且可以估量。”
结语
对待非传染性疾病时，全社会应该达成一个共识，即全民健康已经不再是生物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关系社会各个层面的一个全民问题，绝不是卫生部一个部门的任务。但是，对此中国的社会还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必须把NCD的防治问题提高到政府层面，少谋一些眼前的利益，多谋一些长远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