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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药物反应不佳及治疗可及性有待提高等传统挑战之外，近年来还涌现出了一些新的证据，可能会显著改变医生思考强迫症管理的方式。

评估新一代强迫症干预手段的时机或许已经成熟；这些干预手段将聚焦于强迫症患者的非精神科转归，以及功能学转归。

我们可以从其他严重精神障碍的管理经验中学习到很多，尤其是精神分裂症。

过去四十年间，强迫症（OCD）患者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过去，强迫症被视为一种罕见的、无法治疗的疾病；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强迫症其实很常见，并且是可以治疗的。接受循证学心理和/或药物治疗后，大部分强迫症患者的症状可得到改善；这些治疗手段问世于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包括认知行为治疗（CBT）及5-HT再摄取抑制剂等。

即便如此，强迫症的治疗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传统挑战

首先，还有很多患者无法从现有的循证学治疗手段中充分获益。即便准确比例难以确定，但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是，约40%-60%的强迫症患者对治疗反应不充分或需要其他治疗手段。还有一小部分患者，可能在5%-10%左右，在接受多轮治疗后仍处于高度残疾的状态。目前，很多研究正在致力于研发更好的抗强迫治疗手段，包括新型药物、神经调控治疗及外科治疗，或对现有CBT治疗进行改良，以满足不同患者群体的需要，如共病孤独症谱系障碍或精神分裂症的强迫症患者。

第二，目前一致认为有必要提高循证学治疗的可及性，让很多尚未接受到这些治疗的患者得以获益。尤其是高质量的CBT，这一手段可能是年轻及成年强迫症患者的一线治疗之一，但很多患者无缘接受这一治疗，尤其是那些居住于大城市之外的患者。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病耻感、求助行为延迟、治疗费用过高、正规治疗师严重缺乏等。目前很有必要研发及实施远程心理治疗，如电话、视频会议或网络形式的CBT治疗。已有研究对此类方法进行了探讨，并得到了鼓舞人心的结果；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将这些技术进步应用于临床实践中。

新证据

除此之外，近年来还涌现出了一些新的证据，可能会显著改变医生思考强迫症管理的方式。例如，北欧国家全国性的数据让研究者得以使用更广、更高的视角审视强迫症的长期后果。如有研究显示，相比于一般人群，强迫症患者的死亡率显著升高，包括自然及非自然死亡：

▲ 一项纳入超过三百万人、一万名强迫症患者的丹麦研究显示，强迫症患者在观察期内的自然死亡风险较对照高68%，非自然死亡风险为对照的160倍；并且，上述结果并不能单纯被精神科共病所解释。

▲ 一项纳入超过35 000名强迫症患者、随访超过40年的瑞典研究显示，强迫症患者自杀死亡的风险接近非患病人群的10倍；这一结果同样不能被精神科共病完全解释。

另一项随访时间很长的研究报告称，相比于一般人群，强迫症患者罹患代谢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升高，如肥胖风险升高57%，循环系统疾病风险升高42%，2型糖尿病风险升高21%。上述风险的升高独立于家庭混杂因素、精神科共病及药物使用。尽管我们并不十分确定，但目前看来，生活方式不良（如缺乏锻炼、饮食不健康）可能是导致上述现象的元凶之一。幸运的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加以改变的。

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强迫症与其他一系列非医疗的不良长期转归显著相关，如受教育成就低及就业不利等。来自瑞典的人群数据显示，强迫症与全教育周期（从小学到研究生）学业表现的全面受损显著相关，患者达到各个教育里程碑的可能性较对照低40%-60%不等。另一项研究则聚焦于就业边缘化，发现44%的强迫症患者在研究中的某个时间点接受了残疾补助或长期病假补助，或长时间没有工作。这些数据提示，强迫症不仅对患者个人造成危害，还对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

新一代干预手段

现有强迫症循证学治疗主要聚焦于减轻症状；目前尚不清楚，仅仅接受这些治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上述不良转归的风险。我们知道的是，某些治疗手段如CBT的特异性相对较高：随机对照研究显示，这些治疗手段对主要转归指标（如强迫症状）的疗效优于次要转归指标（如抑郁、生活质量）。

我们能否指望，仅仅管理强迫症状能够对一系列长期转归，包括代谢综合征、教育成就、家庭功能或就业状态，产生连锁反应式的影响？这一问题很难回答，但答案很可能是「否」。如果能系统评估及监测对患者至关重要的健康及其他转归指标，那么这一领域有望获益良多。

例如，强迫症患者是否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总体健康状况是否得到了恰当的监测？他们接受治疗一年后是否正在全日制地学习或工作？他们是否参与了有意义的活动及人际关系？无论现有治疗是否对远期功能转归存在间接影响（我们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能有），目前评估新一代强迫症干预手段的时机或许已经成熟，这些干预手段将聚焦于特定的非精神科转归，以及功能学转归。然而，这需要各行各业的空前合作，包括医务人员、学校、社会服务、就业服务及患者组织等等。一旦得到恰当的评估，这些手段就可以在需要时登场，与主流精神科治疗一道为患者服务。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其他严重精神障碍的管理经验中学习到很多，尤其是精神分裂症。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生活方式干预已经开始对总体健康产生影响。近期一项针对瑞典强迫症协会会员的调查显示，研发针对强迫症患者的生活方式干预的呼声很高——受访者中有90%认为生活方式改变有望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近80%表示他们愿意参与干预项目以改善生活方式。

此外，基于学校的干预手段有望成为标准抗强迫治疗的补充，降低强迫症患者无法获得相应学业成就的风险。重返工作的项目对于改善强迫症患者就业可能至关重要，尤其是当患者已经长期远离工作岗位时。

这些针对一般人群及其他精神障碍患者研发的干预项目不一定对强迫症患者有效，而在其他精神障碍人群中失败的项目用于强迫症患者时也不一定无效。因此，很有必要在治疗手段研发的早期即量身定制干预措施，以满足强迫症患者的具体需求，并争取患者本人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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