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20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将迎来百年华诞。从1907到2007年，同济医学院培育出了“团结、严谨、求实、奋进”的优良院风，铸成了“同舟共济、自强不息”的同济精神，为祖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栉风沐雨 积聚雄厚实力
1900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以德医公会的名义创办的同济医院正式挂牌。为了解决医疗人员缺乏的问题， 1907年，宝隆等在上海创建了“德文医学堂”，校址设在上海白克路（现凤阳路）。1908年，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取“同舟共济”之寓意。1912年，增设工科，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1917年，迁至吴淞镇，由华人接办，更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4年5月20日，当时政府教育部下达训令，批准同济医科、工科为大学。自此，5月20日被定为校庆日。同济医工大学也获得德国教育当局的承认，荣膺“国际大学”称誉。
1927年8月，同济医工大学更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后，成立了医学院。医学院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崇尚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科研进一步发展。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学、药物学、病理学、细菌学等6个研究馆，生理学馆的规模和条件在国内首屈一指。姚永政教授著的《人体解剖学》被列为全国大学用书；在血吸虫病研究中，以李赋京教授命名的“李氏钉螺”和以姚永政教授命名的“姚氏钉螺”，轰动国内外科技界。“北有协和，南有同济”的雅誉，开始广为传颂。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被迫六次迁校，辗转沪、浙、赣、桂、云、川和越南。1940年到达四川宜宾和李庄。在迁校中，广大师生坚持教学、医疗和科研，找到了流行于川南一带的痺病的防治方案，挽救了当地成千上万群众的生命。该成果获得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发明一等奖。在李庄6年，医学院规模不断扩大，至1945年，在校医学生达304人，在当时中国有医科的六所高校中，学生人数最多。
抗战胜利后，医学院迁回上海。金问淇、宋名通、裘法祖、过晋源等一批有志之士，从海外学成归国，加入到医学院的建设发展中。医学院院长谢毓晋及裘法祖、过晋源等教授创办的我国第一本医学科普期刊《大众医学》，经常被抢购一空。
学校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五四”、“五卅”运动；无论是北伐战争，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同济师生始终与祖国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积极参与其中。
铸就特色 以贡献求发展
1950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医学院及其附属同济医院内迁武汉。1951年8月，在武汉正式成立了中南同济医学院。
1955年3月，实力雄厚的同济医院整体由沪迁汉；同年6月，华中地区声名赫赫的原汉口协和医院划归医学院；武汉中南卫生专科学校、原山东医学院和浙江医学院卫生系的部分师生也相继并入。中南同济医学院迁院建院任务至此全部完成。同年8月，更名为武汉医学院。
从上海到武汉，医学院进入了新的发展时代。
人才荟萃 迁校建校完成后，医学院的师资力量、科研水平、医疗服务等有较大增强。1956年，国家首次给高校教师评级，将教授分为一至六个等级。高校林立的武汉地区评了13个一级教授，医学院就占7个，他们是所在领域的学术权威。
服务社会广泛 祖国哪里最需要，同济人就会出现在哪里。1954年，武汉发生特大洪水，该院1000余人组成抢险突击队和医疗服务队参加防汛救灾。1976年，唐山大地震，该院130名医务人员组成医疗救护队奔赴震区，奋战一个多月，救治伤员1.5万余人。1998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该院45支医疗队和防疫队坚守在全省各个险区。2003年，面对突如袭来的非典，同济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以赴投入抗非战役，近20名专家加入各级抗非研究中心或指挥中心，12名医务工作者被派往小汤山……
办学规模扩大 50年代，建立了卫生系、儿科系。70年代后，先后增设药学系、法医系、医学信息系等。195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62年在全国医学院校中第一批改为六年制；1981年，成为首批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单位。1985年7月，改名为同济医科大学。
1991年，建立基础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6年，成为自行审定增列博士生导师的单位之一。梨园医院划归该院，成为第三所直属附属医院。学院从解放前的一个专业发展成为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的综合性大学。
科研实力雄厚 该院从1953年开始承担国家纵向科研任务，取得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50年代，首创“酒石酸锑钾三日疗法”，在全国得以推广应用,为500万血吸虫病人解除了病痛，是当年血防重大科技成果。1963年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与心电图心音图同步显示的超声心动图仪，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奠定了我国超声心动图学研究的基础。70年代，在全国率先开展器官移植研究与临床实验，并成功完成了国内首例胰腺移植、带血管的肾上腺移植等手术。在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该院21项科研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80年代，沈迪教授等发现的“一组新型血小板聚集功能缺陷症”被医学界命名为“沈迪氏病”。90年代，同济人发明的“体外培育牛黄”成为四个国家中药一类新药之一。
这一时期，世界卫生组织康复培训与研究合作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等相继在该院挂牌成立。
对外交流不断发展 该院率先恢复对德交流，加强了国际合作，成为中国与德国文化交流的重点窗口和重要院校之一。1979年，以裘法祖教授为团长的“中国器官移植访问团”赴德访问。1980年，与德国海德堡大学正式签订了第一个和德国的校际交流合作关系，随后与德国埃森综合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多所大学、医学院或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德国也频繁来该院访问或讲学，德国前总统谢尔和西德前总理科尔都曾率代表团访问该院。在以德国为重点，全方位、多国家、多层次、多渠道开展国际交流的宗旨下，先后与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医院和企业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建立了学术交往和多项合作关系，培养长短期留学生近千人。1985年，裘法祖、武忠弼两位教授获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2002年，武忠弼教授又荣获德国星级大十字勋章，成为我国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乘势而上 在与时俱进中创新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顺应新一轮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院校调整的大潮，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组建为华中科技大学。6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成立。合校后，同济医学院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各项工作取得新的可喜成绩。
学院现有教职工6400余人，其中中科院资深院士1人，德国自然科学院院士1人，正副教授900余人；博士生导师274人，硕士生导师810余人；长江学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39人。在校本科生4700余人，研究生3820人，留学生110余人。
学院设有13个院系，拥有12个本科专业，6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点，46个二级学科授权点， 59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国家重要的医药卫生人才的培训基地和培养基地之一。学院建有5个国家部委重点实验室和4个省级重点实验室，承担“985工程”一期共建项目55个，教育部“211工程”建设项目2个。
学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继90年代率先在医药院校中实行“学制互通、优胜劣汰”制度、学分制和本科生导师制之后，2000年以来，以创建一流教学、一流本科为目标，又率先在医学院校中实行教学质量督导制。共获国家教学成果奖4项，省级教学成果奖36项；先后获国家精品课程6门。在“十五”、“十一五”全国规划教材和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材建设中，主编教材达74门次，还共同主编了《黄家驷外科学》等大型参考书。不少教材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由该院编辑并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22种，居全国医学院校首位。
2000年以来，获得各类科研资助项目1800余项，获资助纵向科研经费达2.3亿余元。其中国家“973”首席科学家项目2个，国家“973”计划项目课题及子课题12个，国家“863”计划课题17个，国家科技攻关课题34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24项。有263项次成果获省市级以上奖励，其中***、蔡红娇、陈孝平、王新房、张旭等5人完成的课题分别获2001、2002、2003、2005、2006年国家级科技成果奖二等奖。科研上的异军突起，引起了科技界和医学教育界的高度关注，他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同济现象”。
附属协和、同济医院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得到社会广泛认可，门诊量以每年23%的速度递增，2006年合计超过400万人次；分别荣获“全国十家文明服务示范医院”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单位”等荣誉。梨园医院成为湖北老年病防治研究中心。2004年，襄樊市中心医院、荆州市中心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广东东莞医院等7所医院相继成为附属医院。
在百年办学中，该院为社会培养了7.3万余名医药卫生人才，裘法祖、吴孟超、吴旻、陆道培、侯云德、张涤生、周宏灏等10名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副部长何界生和殷大奎，中国汽车之父饶斌，人民的好医生韦加宁，全国劳动模范郑家宝、桂希恩，荆楚十大健康卫士戴宗晴、张应天等，都是杰出的校友代表。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喜庆百年华诞，同济人迈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新步伐。
与祖国同舟 与人民共济
2007年2月27日，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举行。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张旭教授主持的“腹腔镜技术在泌尿外科的应用研究及推广”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技术开展6年来，已推广至北京、上海等近30个省市的中心医疗机构及东南亚国家。
在同济医学院，像这样直接服务国家卫生事业、惠及人民健康的国家级科技奖励成果，近6年就有5项。
2006年8月8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同济医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建枝的《病理生理学》（双语教材）等25门教材入选。
在同济医学院，像这样为国家医学教育事业发展和医学人才培养而担任主编的国家级规划教材，仅2001-2006年就达74门次。
从1907到2007年，同济医学院与祖国同舟，与人民共济，忠实地履行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在祖国乃至世界的医学史册中，留下了一页页绚丽的篇章，在祖国乃至其它一些国家人民的心中，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信念笃定：在风雨飘摇中济世自强
在今天四川宜宾李庄镇东岳庙前数十米处，面向长江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上的碑铭，述说着祖国和同济人一段悲壮不屈、自强不息的历史：
“民国未筹，同济先创。悬壶于黄浦，泛舟在海上。壶中民生久，舟边社稷长。八一三，炮声响，倭寇暴爢，儒祖惊殇。江尾狼烟虎火，学馆断瓦残墙。别吴淞，越浙赣，渡桂滇，归李庄。豪情飞四野，战歌动五乡；蓬车开新路，绷带挽危亡……”
风雨飘摇
1900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现今的上海凤阳路正式创办了同济医院。1907年，在中、德政府的支持下，宝隆等借助从中、德募集来的捐助，在同济医院的对面，开办了德文医学堂，这即是同济医学院的前身。
学堂开办初期，有专职教师3人，学生33名。随着办学的不断发展，时局的不断变化，同济的名称和办学地也不断变更。1908年，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1912年，增设工科，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1917年，改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4年，更名为同济医工大学。1927年更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后，成立了医学院。
1937年后，日寇炮火肆虐，学院先后被迫迁至上海地丰路（今乌鲁木齐路）、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贺县八步镇、云南昆明、四川李庄和宜宾；1946年重返上海。
南有同济
“医院能救人于一时，学堂能救人于复世。”风雨飘摇中，同济人坚守着育人济世的信念。
1917年，中国人接办学堂后，“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形成了重基础理论教学、重德文教学、重实习环节的特色和严谨求实的学风。
学院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学、药物学、病理学、细菌学等6个研究馆，增设上海市江湾市立医院（现长海医院）为实习医院，与上海市卫生局合办卫生事务所及公共卫生研习所，在江苏各县设分诊所，并附设平民产院等，不断扩大与社会的横向联系，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实习和接触社会的机会，受到社会的好评，许多学生争相到同济学医。据1934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中国的40所公立院校中设医科者仅6所，同济在校医科学生最多，有204人。
学院的很多教师，既是名师，也是名医。他们结合教学和临床实际，开展科学研究。1930年，我国人体寄生虫学奠基人之一姚永政教授的著作《人体解剖学》，被列为全国大学用书。1936年，寄生虫学专家李赋京教授在安徽发现了钉螺新种，后被命名为“李氏钉螺”。1937年，姚永政在广西发现了日本血吸虫病，并找到了其中间宿主的钉螺，后被命名为“姚氏钉螺”。学院创办的《同济医学月刊》等一直出版到抗战前夕，在国内外医学界颇有影响。
“北有协和，南有同济”的雅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被广为传诵。
川南痹症
就是在辗转迁移中，同济人也没有停止医疗服务和科学研究。1940年底，同济迁至四川宜宾及李庄镇。当时，在川南一带流行着一种被称作“麻脚瘟”的痹病。人们一旦染上，即从脚部开始发麻，发软，并伴有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待“麻”的感觉逐渐蔓延至胸部以上，即会死亡。由于病因一直不明，导致无药可治，百姓谈“麻”色变。
一天晚饭后不久，宜宾中学有37人突然出现极似该病的症状，全校上下乱作一团。校方急邀唐哲教授等前去诊治，初步诊断为钡或磷中毒。杜公振教授和邓瑞麟助教得知后，立即进行反复实验和研究，终于查清了发病原因，是人们食用的食盐中含有有毒的氯化钡，并提出了预防和治疗方案。这不仅帮助中毒师生恢复了健康，也挽救了当地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命。李庄和川南人民自此莫不奔走相告，万分感激。这一研究成果，也于1943年获得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
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济师生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辛亥革命中，周宗琦、朱家骅等4名学子参加革命军。五四运动中，同济人与全国各地热血青年并肩战斗。五卅运动中，同济师生积极参加反帝大***，揭露五卅惨案真相。北伐战争期间，众多师生投笔从戎。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边迁徙，边办学，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胜利后，虽然当时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梁舒文、王宝楹、金问淇、宋名通、裘法祖、过晋源等一批有志之士，纷纷放弃国外优裕的条件，回到祖国，投身到医学院和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建设中。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同济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1949年5月，在中共同济总支的领导下，医学院建立人民救护队、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应变护校，维护治安，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
勇挑重担：在冉冉朝阳中建功立业
在如今繁华喧闹的汉口航空路，“藏”着一个别致幽静的都市花园式校园，她就是同济医学院。长期在武汉生活的年长者大都清晰地记得：这里曾是半殖民地时期英国人经营的一个跑马场，到解放前后，已只有一个破败的看台，落寞地伫立在杂草丛中。
再建家园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1950年，为适应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同济医院内迁武汉，与初建的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当时，武汉的条件比上海要差很多。600亩土地和600万斤大米，是湖北省政府给同济师生迁校的全部支持。
祖国和人民需要，就要服从！在迁回上海后的第4个年头，同济师生再次踏上了征程。于是，跑马场及其周边，课前课后，总可以看见年逾古稀的老教授、青年师生，甚至是毛头小孩一道并肩除草、种树，平地、盖房，“躬耕”校园的场景。边迁校边建设，仅一年多的时间，同济师生就在荒凉的跑马场上建起了一座生机勃勃的大学。
1955年3月，实力雄厚的附属同济医院从上海整体迁至武汉；同年6月，在华中地区声名赫赫的汉口协和医院也划归为附属医院；武汉中南卫生专科学校、原山东医学院和浙江医学院卫生系的部分教师也相继并入。中南同济医学院迁校建校任务胜利完成。8月，中南同济医学院更名为武汉医学院。
金字招牌
迁校建校的完成，使学院的师资力量、科研水平、医疗服务等都有较大的增强。1956年，国家首次给高校教师评级，将教授分为一至六个等级。高校林立的武汉地区评了13个一级教授，同济医学院就占了7个，实力之强，令湖北乃至全国众多兄弟院校羡慕不已。金问淇、李宝实、李赋京、梁之彦、姚永政、杨述祖、于光元……在当时的医学界，都是所在领域的学术权威。
学院不断完善教学保障环节、讲究教学方法、规范教学管理、加强教学监督，参与卫生部统编教材的编写，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育人质量，1949年至1977年，为国家输送了万余名研究生和本专科毕业生。
勇挑重担
迁校建校的繁忙，丝毫不减同济师生报效国家、服务人民、贡献社会的热情。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从1951年1月至1952年2月，同济医学院派出了4批志愿医疗队，同全国人民一道胜利地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历史任务。
血吸虫病在我国历史久远，危害甚烈。20世纪50年代，广大师生和医务人员深入到农村疫区调查研究，查螺、灭螺，防病治病。1953年，邵丙杨教授首创“酒石酸锑钾三日疗法”，在全国推广应用,为500万血吸虫病人解除了病痛，成为当年血防重大科技成果。70年代，裘法祖教授运用手术治疗血吸虫病人，成为我国外科治疗晚期血吸虫病的第一人。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农村卫生工作极其重视。1965年，医学院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就派出了160个医疗队，医务人员2000多人次，奔赴5省31个县开展巡回医疗活动，并帮助培训农村卫生员和接生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宣传等；还率先开展了减轻病人痛苦、减轻病人负担、保证医疗质量的“两减一保”活动，被湖北省委、省政府作为典型在全省推广。
对粗制棉籽油中毒的研究，则更像一个充满悲情色彩的传奇故事。20世纪60年代，在江汉平原等产棉区，众多棉农被一种俗称为“烧热病”的怪病纠缠着。皮肤烧烫起来，很多患者痛苦地跳入泥塘打滚，裹上厚泥降温。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更为严重的是，得上这种怪病，成年男子几乎都会身患不可逆的不育症；在一些村组，甚至没有了孩童的摇床。怪病惊动了湖北省，直至国务院。以同济医学院为主体的医疗队，奔赴产棉区，把实验室也搬到了农村。经反复研究和排查、成分分析和毒性试验，他们认定罪魁祸首就是村民经常食用的粗制棉籽油中的棉酚。专家们建议村民改变食用习惯，并广泛进行科普宣传，慢慢地，这种病在当地绝迹了。
1965年9月，我国器官移植外科的主要奠基人裘法祖教授，与夏穗生、吴在德等教授一起，率先在中国开展器官移植研究。1977年，他们成功施行了亚洲首例犬原位肝移植手术，摸索出一套可供临床应用的完整术式，为临床肝、肾移植奠定了可靠的技术基础。1977年，上海第二医学院来汉取经后，成功进行了中国第一例同种异体肝移植手术。当年10月，同济医院成功进行了中国第二例同种异体肝移植手术。自此，同济的器官移植研究一发不可收，成为全国的王牌。
20世纪70年代初期，周有尚教授和他的课题组走遍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收集来如小山一样的调查资料。他们用算盘，用手摇计算机，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中国人口主要死亡原因分析研究”两项开创性成果，为制订我国恶性肿瘤防治工作政策与规划、制订我国卫生工作政策与规划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医学院派出了一支130多人的医疗队奔赴灾区，夜以继日地战斗了一个多月，救治了1.5万余名伤员。
服从大局、勇挑重担，始终站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第一线，始终站在医学的前沿，同济师生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为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作出了重大贡献。1978年3月，新中国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第一次对科研成果进行表彰，同济的21项科技成果榜上有名，名列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前茅。
意气风发：在滚滚春潮中铸造辉煌
改革开放后，同济师生意气风发地迈入了一个新时代。
敢为人先
1978年3月，同济医学院迎来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532名新生，学院开始了创新教育、凝练特色的新探索、新实践。
1981年，学院成为首批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单位。
1988年，成为全国最早试办七年制高等医学教育的高等院校之一；1997年，其七年制教育的办学经验被教育部作为典型向全国兄弟院校转发。
1989年，在医学院校中率先引进竞争机制。实行阶段淘汰制，对四、五、六学制的学生各分三阶段进行淘汰；严格实施五、七学制互通，优胜劣汰，优升劣降。
1994年，在全国医学院校中率先引入学分制改革，对医药类专业开展学分制改革与实践。
1995年，率先实行多形式的本科导师制，为学生配备学分制导师、科研训练导师、临床导师等，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实践，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学院的教学改革和研究始终走在我国医学院校的前列。从1989年开始颁发的四年一届的国家教学成果奖，学院届届都能获奖。
这一时期，学院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基础，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积极发展成人教育的多专业、多学制、多层次的教育格局。坚持学分制、导师制、淘汰制，因材施教，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坚持实施全程科研训练、双科并进床边教学及预防战略实践教学，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成为同济医学教育的新特色。
人才高原
2006年的一天晚上12点多，基础医学院博士生张永杰突然接到导师王建枝的电话，要求他马上赶到系里——他的一篇文章必须马上修改。张永杰赶到系里，和王建枝教授一直讨论到了凌晨两点多钟。
王建枝的学生，不少都有类似的在凌晨被“召见”的经历。因为在王建枝看来，晚上12点，还属于工作时间。
像王建枝这样“拼命”的海归中青年学者，在同济医学院可信手拈来，耳鼻喉科学专家孔维佳，外科学专家陈孝平、王春友，妇科学专家马丁，心血管内科学专家廖玉华，免疫学专家龚非力、沈关心……
同济医学院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实施了“211人才工程”，较早地提出了“待遇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及“引进一批、培养一批、稳定一批、提拔一批”的人才工作思路。学院推出了人才奖励基金，青年科学基金、跨世纪人才基金、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等一系列举措。一时间，600余优秀中青年人才从国外陆续回归，一大批国内院校的拔尖人才不断加盟，一大批院内的本土人才快速崛起，这三类人才凝聚在一起，迅速形成了新的人才高原，推动了学院的教学、科研、医疗等各方面工作的快速发展。
勇创禁区
人才的整体水平决定着学院的学术高度。同济人勇敢地在生命科学的未知领域跋涉探索、继承创新。
20世纪70年代后期，王新房教授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和同事们成功创建了双氧水心脏声学造影法，替代了靛青蓝绿作为心脏检查造影剂的传统方法，使我国超声心动医学的水平一步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王新房因此被国外同行尊为“超声医学历史先驱者”。这项操作简便、价格低廉的检测方法，在全国乃至其他一些国家普及应用了20余年。
70年代末，同济人成立了我国最早从事器官移植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机构——器官移植研究所，创造了系列“第一”：世界第一例母体活体供脾移植在这里取得成功，亚太第一例胰、肾联合移植在这里完成，亚洲第一例腹部多器官整体移植在这里进行……它不仅让大批垂危病人的生命之花重新绽放，还培养了一大批器官移植人才。
80年代初，沈迪教授在一种新药临床试验中，发现有两例病人出现血小板不聚集的现象。他追踪到她们，获知病人常有腿上瘀斑、牙齿出血等症状。这一发现促使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来寻找、研究了70多例相同的病例，从而发现了一种新病种——新型血小板聚集功能缺陷症。该病种后来被其他学者证实，并称之为“沈迪氏病”。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教授提出并证实了“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这一新概念，并创造性地开展用手术建立“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达到恢复膀胱或直肠的功能，成功解决了脊髓损伤病人大小便失控的世界难题，为患者赢回了生命的信心和尊严。
90年代，石佑恩教授将DNA疫苗技术首次应用于血吸虫病疫苗研究,成功构建出可迅速应用于动物的血吸虫DNA疫苗，为血吸虫病的综合防治和深入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20余年间，众多首创性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学院的学术地位和综合实力。1985年，学院更名为同济医科大学，世界卫生组织康复培训与研究合作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等相继在学院挂牌成立。
再续前缘
同济从创立之日起就与德国人民结下了不解的情缘。1979年，经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一致同意，以裘法祖教授为团长的中国器官移植访问团赴德国访问，率先恢复了对德交流，成为中国对德国文化交流的重点院校。
1980年，学院与海德堡大学签订了第一个和德国的校际合作协议。随后，与德国20多所大学、医学院或科研机构相继建立了联系和合作关系。
1984年，中德医学协会和德中医学协会成立；1986年，首届学术会议在汉召开。自此，两个协会轮流在两国举办学术年会，成为中德医学界友好往来和科技交流的重要象征。
1980年以来，德国来同济访问、讲学、求学和开展科研合作的学者与学生达1000余批，3000余人次，原联邦德国总统谢尔、总理科尔等都曾率代表团访问同济。同济到德国访问、求学或开展合作的也有1000余人次。武忠弼教授被遴选为德国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裘法祖、武忠弼还被德国政府授予“大十字功勋”勋章（2002年，武忠弼又被授予德国国家最高级别勋章“星级大十字勋章”，成为我国唯一获此殊荣者）。
同济医学院的对德交流，不仅促进了合作双方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也推动了我国其他院校及地方政府的对德交流与项目合作，更为发展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责任以行：在百舸竞渡中追求卓越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同济医科大学顺应新一轮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院校调整的大潮，与华中理工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组建为华中科技大学。“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华中科大拉开了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序幕。同年6月，同济医学院成立。在发展融合中，同济师生努力践行“育人为本、创新是魂、责任以行”的办学理念，敢于竞争、善于转化、追求卓越，在新时期迅速凝聚出了令人叹服的“同济现象”。
精品战略
近年来，围绕着建设“一流教学、一流本科”，学院在育人的各个环节实施精品战略。实施教学名师工程，一批德艺双馨的教师被评为国家级、省级及校级教学名师或“魅力教师”。 王建枝被评为全国师德标兵，龚非力、陈孝平被评为全国教学名师；王凯平、张存泰、彭挺入选学校首届由学生海选产生的“十大魅力教师”……
学院实施医学教育国际标准，自2003年起对各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培养目标等结合我国和学校实际进行修订，并设计、启动新的课程体系。
继续深化教学改革和研究。“以‘名教师、名教材、名课程’为依托，建立创新性的外科学教学体系”等4项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实施精品课程建设，继续加强教材建设。2000年以来，获6门国家精品课程，16门湖北省精品课程；3门教材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继续开展教学创新。实施严格、规范的教学管理。在医科院校率先引入教学质量督导制，首批获准试办医学教育八年制。
精品战略促进了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全面素质的提高，学生更加受到用人单位和社会的好评。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率均在95%以上。
“同济现象”
2003年，科技部领导在同济医学院调研考察时，对学院在科研上的异军突起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称之为“同济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济现象”继续“发烧”，在全国医学教育界也传将开来。
获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连续三年过百项。2000年获得26项，2001年增长为47项，2002年为64项，2003年71项，2004年106项，2005年104项，2006年107项。近6年获各类资助项目1478项。多项指标稳居国内医学院校前列。
11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00年，应母校召唤，罗小平、宁琴夫妇一起回国比翼齐飞，双双成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两人成为“973”首席科学家。2002年，马丁当选为“恶性肿瘤侵袭和转移的机理及分子阻遏”“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成为中南地区卫生界第一位“973”首席科学家。2003年，***申报的“神经损伤修复和功能重建的应用基础研究”也获得资助，成为“973计划”人口与健康领域的首席科学家。
6年5获国家科技成果奖。2001年，***主持的“人工建立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恢复截瘫后膀胱功能”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2年，蔡红娇主持的“牛黄体外制备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这一成果于2003年以2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一家制药企业；2003年，陈孝平挑战肝外科手术禁区取得的“肝外科手术的基础和临床应用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年，王新房的“三维超声成像方法学和临床应用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6年，张旭等的“腹腔镜技术在泌尿外科的应用研究及推广”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抗非”长城
2003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同济医学院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与祖国和人民同舟共济，共同筑起了“抗非”长城。
附属同济医院呼吸内科徐永健教授任湖北省和武汉市防治非典专家组组长，环境卫生学教授唐非任国家科技部防非科技攻关组成员；附属协和医院呼吸内科辛建保教授确诊湖北省首例非典病人；协和医院、同济医院抽调12名医护人员奔赴北京小汤山参加非典治疗，附属梨园医院被湖北省指定为武汉市抗击非典涉外定点医院……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地方病防治、抢险救灾、急救预防、国家重大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支援西部建设、援外医疗等各个层面，如抗击非典一样，同济人在新的时期一如既往地战斗、奉献在最前线。
百年奋斗，百年辉煌。历经百年，同济医学院由一个简陋的医学堂，发展成为高级医学人才培养基地、医学研究基地和医疗卫生服务基地。
学院现有教职工6400余人，在校学生万余人，其中博士生和硕士生3800余名，本科生4700余人，留学生110余人。建院以来，已培养了7.3万余名医药卫生人才。这其中，有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裘法祖、吴孟超、侯云德、吴旻、陆道培、张涤生、周宏灏；有卫生部原部长钱信忠，原副部长何界生、殷大奎；有中国汽车业的创建者饶斌；有“感动中国”人物桂希恩；有为5万余名普通患者再造手足的“人民好医生”韦加宁；有扎根山区，将一个基层小医院——秭归县第二医院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平民医院”的全国劳动模范郑家宝……
学院有劳动与环境卫生学、内科学（心血管病）、内科学（呼吸系统疾病）、妇产科学、外科学（普外、器官移植）等5个国家级重点学科，9个部省级重点实验室。有46个博士点，59个硕士点，9个本科专业。1978年以来，已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17项、国家部委科技进步奖174项。公开发行学术期刊22种，居全国医学院校首位。
学院拥有协和医院、同济医院、梨园医院等10所附属医院。协和、同济医院均为全国百佳医院，近年来年门诊量都超过180万人次,年住院患者约5万人次。
在发挥对德交流特色的基础上，学院与2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40余所大学、研究所、医院、公司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站在百年的新起点上，同济人正昂首迈向美好的未来。
埃里希·宝隆-同济创始人
埃里希·宝隆 ErichPaulun 1862年3月4日出生于德国布伦瑞克(Brauschweig)附近的舍彭施德特(Schoppenstedt)。曾在基尔的海军学校学军医。毕业后当军舰舰医。1891年，随舰来到上海。当时上海流行霍乱、伤寒、疟疾等病，且缺医少药。他便离开海军，先回德国进修医学。2年后他再次来到上海时，已具有较高的外科手术水平，成为当时中国最早施用手术治疗癌症的医生之一。起初，中国病人由于惧怕西医，不让宝隆诊病，他就进行宣传解释，使人们了解西医，相信他能治病，并与在沪的几名德国医生组成“德医公会”。1899年，宝隆见德医公会营业不振，就想办一家门诊所，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的支持，他们向中国绅商和德国公司、企业募捐到一笔款项。克纳佩又派费舍尔施压力于上海的中国官员。上海道扎饬善堂，拨了坐落张家浜新马路(后名白克路、现名凤阳路)旁一块地皮，给宝隆办医院。院门口挂上一块一尺见方的小木牌，上写“同济医院”，寓意该医院是德国人与中国人同舟共济的。后来，宝隆拟在医院内附设一所德文医学堂，招收中国学生，培养施诊医生。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及德国高等教育司司长阿尔托夫的赞同。1906年，设立了一个支持医学堂开办的基金会，取得德国“促进德国与外国思想交流的科佩尔基金会”的协助，筹集到价值八万马克的一批医科书刊及新式的外科手术电动器械等物品，这些物品在启运上海前，先在柏林医院展览一周，德皇威廉二世和清政府驻德公使孙宝琦曾到场观看。1907年6月医学堂开学前，阿曼教授从德国带来了一批大专院校和企业捐赠的挂图、标本、显微镜、各种器械以及医学专业书籍，其中最可贵者，是摹绘自柏林大学的解剖与生理挂图。经过宝隆等积极筹备，1907年6月3日召开德文医学堂成立会， 宝隆任校长，10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1908年德文医学堂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
我亲历的"同济长征"路线图（武忠弼）
我亲历的"同济长征"路线图
- 忆母校1937-1946的辗转播迁 -武 忠 弼
我们同济医学院在上世纪30年代曾先后经历过二次“淞沪抗日战争”的洗礼，一次是在1932年的1月28日，那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乘势举兵南下，入侵上海，受到当年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率部抵抗，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学校曾遭到日寇的轰炸，部分校舍被毁，但国民党很快就投降了，战事随以与日本鬼子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协议”而告终。另一次“淞沪抗日战争”发生在1937年8月13日。当时，日寇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驱动下，在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之后，大举南下，登陆吴淞口，直逼上海市区，我们美丽的校园随成了炮火纷飞的战场。这时的校长翁之龙错以为战事还是会与上次的“一二八”抗战一样，很快就会结束，于是决定将学校临时迁往当时法租界上的地丰路暂避，这是母校的第一次迁移，但是这次他错了，最后不得不在1937年底将学校由上海迁往邻近的浙江金华，并在此复课，仍然企图暂避，以便随时回归上海。但遗憾的是，这次他又错了。事实是，日寇在久攻上海不下的形势下，不得不转而进犯杭州湾，并从背后与上海的鬼子一起夹攻上海。在这样的形势下，金华受到了战事威胁，翁之龙校长在同学们的强烈请愿下，乃被迫进一步南迁，从而开始了前后历时八年余的“同济长征”。我也就随着学校经历了辗转播迁，最后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作为母校的一名老学生，深深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把亲历的这次母校史无前例的“同济长征”的轮廓，即母校长征的路线加以回忆和追述，供同学们参考。我在地图上大致测算了母校8年往返播迁的路线，约相当于著名的红军长征，故姑妄名之为“同济长征”。（附路线略图）
（一）在金华的短短逗留：我们在金华只逗留了大约6周的时间，1938年春由于受战事的威胁，学校不得不决定经浙赣铁路南迁江西赣州。当我们途经南昌时，当时在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的母校工学院毕业校友多人，曾向校领导提出倡议，为了安全和减少损失，他们愿为母校提供足够的船舶，力争一劳永逸地将全校师生员工和校产由南昌直运四川，并从此立足于当时的“陪都”重庆。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据说是因为校长翁之龙私心作怪，即唯恐到达重庆后他的校长宝座难保，而可能被原来的同济大学校长、当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胡庶华所取代，所以拒绝了校友的好意而坚持南迁赣州。在此情况下，当时在母校工学院读书的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就是被冯将军派人专程来南昌接走的，看来他也不赞同这样的决定。
（二）南迁江西赣州：从南昌南去赣州有一条南北流向的赣江，学校便用木船分组分批将师生员工和校产溯江而上，陆续运往赣州，赣江的江水清彻见底，但因系逆流而上，船行缓慢，我们常跳下江中用力推船前行，终抵赣州。那时，我们医学院的后期则因附属医院的需要而设在赣州以北的吉安，学校的其他各院系则集中赣州。这时，我们还有许多位德国教授随同迁来赣州，其中包括一直陪同我们到全国解放后的生理学教授史图博（Prof. Stübel）。赣州是红军长征时期的老根据地之一，民风朴实，那时的江西全省无一所大学，对于名校同济的到来欢欣鼓舞。但由于条件贫乏，学校只好将当地原有的一些祠堂、衙门、庙宇等略加修缮，供各个单位勉强使用。记得那时我们的学生宿舍就是被安排在一所古庙里，将大殿里的菩萨请出，再用木料搭满双层通铺，入夜，大家或比肩或抵足而眠，倒也别有一番风味。那时的上课则安排在另外的衙门或祠堂里，每天早晚大家一路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进行曲》，步行往返；课余就上街演唱抗日救亡活报剧，向市民们宣传抗日救国。那时，同学们大多已与家庭失去联系，经济来源断绝，学校就给我们发放“抗战贷金”每人每月7元，勉强维持生活和学习。但是，好景不长。在赣州只逗留了8 个多月，也就是到了1938年的秋天，却由于某些师生的行为不检，而遭到当地居民的厌恶和蔑视，甚至在城外路面上写下要驱逐同济出境的标语。面对这一情况，当时的地下党员、学生会主席陶亨咸（中科院院士，已故）带头向校领导请愿迁校，在同学们的拥护和积极支持下，终于得以实现。这次迁校的目的地定为广西贺县的八步镇。
（三）在八步镇的遭遇：广西贺县八步镇是有名的锡矿区。我们于1938年秋又从赣州出发，跋山涉水，南越大庾岭，经广东韶关、南雄，沿着粤桂线，过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阳朔而徒步东行，直抵贺县八步。八步只是一个区区小镇，除盛产锡矿外，可谓一无所有，但却是日寇轰炸的目标。我们到达后，学校赶建简陋的校舍，我们就住在木板搭成的宿舍里，等待开课。就在此时，鬼子的轰炸机却又“悄然光临”，不得已，我们只好跑到宿舍旁的壕沟里躲避，而鬼子真是欺人太甚，他们把飞机降到不足百米的低空，用机枪向我我们扫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鬼子飞行员那戴着头盔的头和丑恶的嘴脸，机枪子弹就嗖嗖地在我们面前不足一米处的地面炸响。等到鬼子飞走后，回到宿舍一看，我们那木板搭成的宿舍门窗和屋顶已是弹痕累累，惨不忍睹。就在这时，鬼子的军队又直逼广东三水，八步又受到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八步仅逗留了不足一个月，学校又不得不决定再次迁徙。可能是考虑到想“一劳永逸”，这次迁徙的目标定在了云南昆明。
（四）西迁昆明途中：从八步西去昆明，当年有两条路线供选择，一条是西越百万大山，经百色而入云南；另一条是经广西南疆凭祥，南出“镇南关”（后改“睦南关”，现称“友谊关”），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转赴昆明。当时，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的迫害造成的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仇视，穿越百万大山和百色多有不便，大家乃选择了经河内入昆明的路线。就这样，我们乃于1938年11月间，用步行、汽车、轮船相结合的办法，经贺县去梧州，再溯江西上南宁转龙州办理签证入越，最后于年底前到达了昆明。
（五）在昆明的岁月：到了昆明之后，由于无法找到集中的校舍，学校仍不得不分散在昆明市内各处。后来与我们同在昆明的，还有位于近郊的上海医学院和由来自北京的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在昆明总算过了两年多的“太平日子”，恢复了课业和学习，但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同学们吃的满是砂砾和稗子的米饭，又没有肉吃，在馋得难以忍受的情况下，我们组织了妙语双关的“打狗队”，一是暗指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走狗“三青团”，二是指真的到街上打野狗来吃狗肉，聊以解馋。可是，到了1940年，鬼子飞机又经常来轰炸骚扰，“空袭警报”声不断，到后来大家几乎天天都要“逃警报”。在一次敌机轰炸中，我们医学院的一位女同学因被炸弹爆炸掀起的泥土埋住而不幸牺牲。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又不得不决定再次转移，并把这次的目标定在四川省的南溪县李庄镇，只有医学院后期则因附属医院的需要而定在宜宾市。在这里，我们一直呆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成了抗战期间我们母校辗转西迁的最后一站。
（六）母校“西征”的最后一站李庄和宜宾：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和宜宾市均位于长江之滨，两地相距不过30里，有班轮联系，尚称方便。李庄在当时也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但却有着一系列的寺、庙、宫、殿等建筑物可供改建使用，例如学校的总办公室就设在禹王宫、工学院设在东岳庙、理学院设在南华宫、医学院前期设在祖师殿、图书馆设在王爷庙、女生宿舍设在慧光寺、测量系大地测量组设在文昌宫、德文补习班设在郊外麻柳坪、工学院男生宿舍设在羊街，等等。并且，除了我们同济大学外，还有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几个所也设在这里。一时间，小小的李庄竟成了群贤荟萃、龙盘虎踞的胜地。在这里，我们还于1942年5月20日庆祝了母校的35周年校庆。从1941年春到1946年，我们在李庄和宜宾整一共呆了6个年头。在李庄的时候，我们没有电灯，晚上每个人只好用一个昏暗的菜油灯盏来读书自习，而且为了省钱，基本上只点燃一根用灯草做的灯芯。与现在同学们的学习条件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抚今思昔，真是令人既羡慕又感慨。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却为四川人民的健康作出一件前无古人的贡献。记得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宜宾中学的学生们按惯例“打牙祭”（四川同胞对加餐的俚称），却发生了大批学生中毒事件，表现为身体软弱无力，有的还有呼吸困难，生命垂危，当地称之为“Pa病”（“Pa”在四川话中意为软瘫）。在接到呼救后，我们当时的校医、后来的医学院长唐哲教授等立即赶往施救，并立即判定与食物中毒有关，而且症状有些象钡中毒，同时还发现凡当晚喝汤越多者，病情也越重，于是立即决定边抢救，边对喝剩的汤进行化验，结果发现汤中果然含有钡盐, 再查食盐，才发现盐中确含有大量氯化钡。后来又反复进行动物实验，确认了在四川为害多年并被称为Pa病的这种地方病，原来就是含钡食盐引起的氯化钡中毒。再查这种食盐的来源，却发现竟是四川省五通桥生产的“桥盐”，于是真相大白，我们也都感到能为四川人民除一害而庆幸。然而正当学校准备将此研究成果上报时在重庆的“中央卫生署”时，五通桥盐商却专程登门，又是送礼，又是说情，央求学校不要上报，以免危及他们的“钱”途，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最后还是作了广泛通报。与此同时，为了四川人民的健康，我们也向盐商提出了建议，向他们生产的“桥盐”中加入“芒硝”（硫酸钠），就可使盐中含有的氯化钡转化为难溶性硫酸钡而沉淀下来，予以去除。从此，四川就再无Pa病为害了。如所周知，日本鬼子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家无不欢欣鼓舞，准备着“复员”回迁上海。这时，我们本来应当是可以乘船直接东归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美国主子的支持下，为了赶往上海及东北各地抢夺地盘和财物，实行他们的“劫收”，霸占了一切交通工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租乘当年的“木炭汽车”。由宜宾出发，辗转经陆路遄返上海，真可谓历尽艰辛。当年由于汽油极度短缺，长途汽车无法运行，目睹这种困境，母校工学院一位校友和和青年教师发明了这种"木炭汽车"，就是在卡车驾驶室门外的踏板上安装了一个圆筒形的炭炉，用燃烧木炭来产生“煤气”的办法，为卡车提供燃料。这一发明，为当年克服交通困难作出了史无前例的重要贡献。遗憾的是，这位校友却在一次亲自试车中，不幸翻落山谷，壮烈牺牲。我们1946年春就是乘坐这种“木炭汽车”，由宜宾北上成都，再登秦岭，出剑门关，经陕西宝鸡转河南洛阳，再经陇海铁路东至徐州，转乘当年的津浦铁路至南京，再转乘京沪铁路返抵上海。到达上海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的宝隆医院已被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美合作所”侵占，并被改名为“中美医院”。而在我专程前往我们原在吴淞镇北的校园探望时，才发现我们美丽的校园已经是片瓦无存，变成了大片稻田。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校园当年曾成为“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的主战场，经过反复的拉锯战，使我们的校园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变成了一片废墟，后来被当地农民改种成稻田，只剩下原来大礼堂的地坪，由于是深厚的混凝土浇筑，而得以免遭破坏，成了唯一的历史见证，目睹此情此景，真令人不胜唏嘘，感慨系之！在这种医院被占，校园被毁的情况下，我们回到上海后变成了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幸赖时在上海的几位医学院老校友、老名医的积极奔走呼吁，并通过蒋夫人宋美龄的帮助，最后，据说是经蒋介石的“手谕”，才得以将我们的医院收回，但条件有二，一是不得更改“中美医院”的院名，二是要在医院的庭院中为“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头目戴笠建立一座铜像，以“纪念”不久前在南京机毁人亡的戴笠。鉴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收回宝隆医院的决心，学校不得不勉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从而才得以及时收回了我们的医院，并只得保留了“中美医院”的院名，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才改为“同济医院”。但戴笠铜像的事，则自始至终采取了拖的办法，最后不了了之。否则这岂不成了同济的奇耻大辱。医院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医学院的院址和教学用房依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后来几经努力，才获得善钟路100弄10号汉奸汪精卫得力助手周佛海的住宅，作为医学院前期（基础部）的用房。但学生宿舍则只得在市内另行租房暂用。这就是当时艰难而的尴尬局面。直到1950年初，在“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方针指导下，中央决定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加上当时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坚持申请和再三联系，经当时地下党组织的动员，医学院乃于1951年底开始西迁武汉。这是后话，将另文追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百年院庆专题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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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医学家－裘法祖
裘法祖 1914年生，汉族，浙江杭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外科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193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前期结业后，赴德国求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1939年以一等优秀成绩获医学博土学位。曾在慕尼黑大学附属医院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获德国外科专科医师证书。1945年受聘为都尔市市立医院外科主任。1946年11月回国，即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任外科学教授、外科主任长达35年。1978年后，担任武汉医学院副院长兼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1981年任武汉医学院院长。1984年迄今任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
裘法祖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尤其擅长腹部及基本外科，对外科其他分支：脑外科、泌尿外科、矫形外科等同样造诣较深，对我院外科各专业的创建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是推动我国腹部及基本外科的发展者之一。他主持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器官移植机构——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是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同时他又是我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的开创者。1960年在首创胃底环扎术和胃底横断术的基础上，于1972年又创建了独具风格的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成为治疗门静脉高压症、食管静脉曲张大出血的一种新的断流型手术，在国内广为应用。他提出的新术式改进不下20余种。他主张对青年医师要“大胆放手、具体指导、严格要求”，强调外科医生要“会做、会写、会讲”的“三会”学风。他亲手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外科人才，不少已成为国内知名学者。
裘法祖一贯重视科学研究，由他提出并亲自主持或指导的大型外科科研专题：胆总管十二指肠吻合术、门静脉高压症的分流与断流术、肝切除术、肝移植等在国内都开展较早，其中门静脉高压症外科治疗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肝移植研究获1979年卫生部科技成果甲等奖。他撰写论文220余篇，主编了《一般外科手术学》、 《医学百科全书》（外科学基础分册、普通外科学分册），并主编《黄家驷外科学》第四~六版（国家重点出版物）以及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外科学》。他对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建设献出了很大精力，担任卫生部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达22年（1978-2001）。他是《中华器官移植杂志》、《中华实验外科杂志》的创刊者和组织者。自1957年起他就是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历任全国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会长、《中华外科杂志》副总编、《中华器官移植杂志》总编。他还是全国知名的科普杂志《大众医学》的创刊者之一。多年来，裘法祖教授为发展中德友好关系和学术交流尽心尽力。1979年率我国器官移植考察组赴西德6大城市访问，重开了两国医学界联系渠道，并与德国海德堡大学等5所学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1982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84年他发起组织了中德医学协会，任中方理事长。1985年获联邦德国政府授予的大十字功勋勋章。同年日本金泽医科大学授予名誉顾问。1978年，裘法祖被评为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参加了全国首届科技大会。1999年接受香港外科医学院名誉院士衔，2000年获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奖，2001年获中国医学基金会医德风范终身奖。他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海外同济人的心声
（作者：海外校友会 发表于：2006-11-13 10: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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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的歌声里
我们踌躇满志
踏进母校的大门-同济
同舟共济
团结奋进，严谨求实
那是我们的校纪
我们践行校纪，塑造人生
我们如饥似渴，探奥索秘
那里，盛著我们年轻的思绪
那里，留有我们青春的足迹
校园空间不大
给予我们却是看世界的智慧
在校时间不长
赋予我们却是一生的魅力
从第一次看到解剖标本的惊异
到从容根除病变癌瘤的慰籍
母校
见证著我们成长的奇迹
从对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不可思议
到自身站在科技领奖台的泰然心绪
母校
提供给我们走向辉煌的契机
在同济人集成的心血和汗水里
我们迎来了母校的华诞
烛光里的母校-妈妈
闪著光环，显出美丽
光环里
是德高望重的学术专家
是辛勤奉献的教育园丁
美丽中
是倾心投入的科技精英
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姐妹
还有我们自强不息的学兄学弟
母校人才济济
母校硕果累累
母校的灿烂
是我们学子的骄傲和欣喜
志在四方的同济人
让我们共同祝愿---母校更好
让我们齐声吟唱----同舟共济
我是同济出来的，当然要顶一下
我是武汉同济的
我也顶顶顶
希望母校愈来愈辉煌
我是武汉同济的
我也顶顶顶
希望母校愈来愈辉煌
我是武汉同济的
我也顶顶顶
希望母校愈来愈辉煌
我是武汉同济的
我也顶顶顶
希望母校愈来愈辉煌
我是武汉同济的
我也顶顶顶
希望母校愈来愈辉煌
我是武汉同济的
我也顶顶顶
希望母校愈来愈辉煌
祝福母校
（缩略图，点击图片链接看原图）
希望母校愈来愈辉煌.
sam3 wrote:
希望母校愈来愈辉煌.
同上！
希望母校愈来愈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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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发几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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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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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世纪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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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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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庆晚会没看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