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时期，对人性善恶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孟轲提出人性本善，认为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荀况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人皆“好利而恶害。”董仲舒则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之性“和”中民之性“三类。认为圣人之性善，斗透筲之性恶，中民之性可善可恶。《内经》对人性问题也进行了讨论。

　　《内经》提出的基本观点是：人性既有天生的共同之处，如“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灵枢·师传》）同时又具有天生的各自不同的人性，如有善有恶，有贪有仁，有勤有惰等等。这种不同的品性，乃由人的天然生理禀赋决定的。《内经》试图用每人的五脏的不同特点，说明为什么人具有不同的品性。它说：“五藏皆高者，好高举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倾者，邪心而善盗，不可以为人平，反复言语也。”（《灵枢·本藏》）在人性问题上，《内经》与孟轲、荀况、董仲舒的区别在于，它不仅认为天赋的人性各有不同，而且企图从人体内部寻找造成不同人性的物质根源。荀况认为人性虽恶，但“涂之人可以为禹”，就是说，普通人通过修养磨炼，也可变为圣人。《内经》虽然没有直接讨论人性可否改变，不过，依据它的理论，人性看来应该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比荀况退了一步。《内经》仅把人看作是生物的人，不懂得人的社会性，这就不够全面，而且容易混淆生理学与社会学的界限。

　　《内经》在“人以天地之气生”的理论基础上，还根据不同的天然禀赋和社会品性对人进行了分类，论述这一问题的是《灵枢》中的“行针”篇。现在看来，“行针”篇似为解释不同人针刺效果不同的原因，实际上讨论了人的气质问题。依据人体阴阳二气比例多少的差别，它把人分为五种气质类型；重阳之人，阳中有阴之人，阴阳和调之人，多阴之人和阴中有阳之人。重阳型和多阴型为对立的两端，阴阳和调型居中，阳中有阴型接近重阳型，阴中有阳型靠拢多阴型。“行针”篇仅着重分析了重阳型的气质特征：“重阳之人，其神易动，其气易往也。……高高，言语善疾，举足善高，心肺之藏气有余，阳气滑盛而扬，故神动而气先行。”意思是重阳型经气活动能力强，对外界的刺激反应迅速，敏感易激动，火一样热情，兴致勃勃，说话快，走路脚步高抬，这类人阳气盛，对针刺的反应敏锐强烈。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7年）依据人体内各种液体的不同比率，将气质分成四种类型：多血质、胆汁质、抑郁质、粘液质，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内经》和希波克拉底都用天赋生理特质确定气质类型，包含着合理因素，因气质的表现先天因素起决定作用，它一般是指高级神经系统的活动特点。而《内经》通过分析人体内的阴阳矛盾，来说明气质差异和不同气质类型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应该说超出了希波克拉底。在《通天》篇中对人的天赋体质和道德性格进行了分类。它按照阴阳理论把人分为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和阴阳和平之人。《通天》篇写道：“太阴之人，贪而不仁，下齐湛湛，好内而恶出，心和而不发，不务于时，动而后之，”“少阴之人，小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愠怒，心疾而无因。”“太阳之人，居处于于，好言大事，无能而虚说，志发于四野，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常无悔。

　　少阳之人，谛好自贵，有小小官，好为外交而不内附“。”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以上都进一步说明人性善恶及气质是由其生理秉赋所决定。《内经》出于诊疗的需要，根据阴阳五行法则，对人的天赋体质和气质品性划分类型，虽有不尽完善之处，但在学术发展上是一个创造，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体和人性气质具有开拓和启发意义。从目前资料看，对人进行分类研究，这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较早的尝试。